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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希望的架構出現時
－－《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芻議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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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大寧（台灣）
中正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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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姑且不談所謂“國格”的問題，台灣的許多民眾確實會感受到在對外事務上，面臨了身分認同上的困擾，這問題是必須解決的。而這套統合機制又該如何在這兩個面向上來證明其可操作性呢？此其二。對於這兩道證明題，以本文的篇幅，當然不可能處理，但我認為還是可以作如下的說明。
首先，在芻議中，亞中教授對此一統合機制已經做了相當詳盡的說明。基本而言，此一機制乃是參考歐盟發展的歷史而定的，因此，歐盟的實踐經驗當然是我們很可以參考的基礎，我相信任何對此一統合機制可行性的證明，大概都不可能無視於歐盟的成功經驗。
不過，亞中教授當然也不是全盤照抄歐盟。就一個基本點而言，由於歐盟的參與者乃是各個主權國家，這點當然無法移植到兩岸關係上。因此，亞中教授的設計乃採取反其道而行的方式，先藉由此一《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對兩岸同屬整個中國這個問題，達成“建立互信”的機制，然後才進一步處理共同體的建立問題，與外交關係的新安排。
對於這樣的處理順序，我以為是絕對必要的，否則政治分歧這一關過不了，其他可欲求性與可操作性就也不必談了。但在這基礎上，我以為也並不如許多論者所說的，大陸將不可能接受任何歐盟的經驗，因為歐盟這一經驗的創意原本就在依照互相尊重與合作的精神，讓相關各造可以避開主權之類政治問題的干擾，來進行各造在各種公共事務的領域上的合作。就這層次而言，歐盟經驗對大陸言，我相信絕不會是洪水猛獸。因此，底下我想以“文化共同體”來做一個例子，以簡單說明我所認為的芻議構想的可欲求性與可操作性。
六、以“文化共同體”為例來說明《芻議》構想的可操作性
我之所以選擇文化共同體這一個課題，一方面是因為我自己的所學在此，另一方面則也是因為我深深覺得它在兩岸問題上的迫切性。
文化議題在高敏感性政治議題之前，常常是被忽略的一塊領域，可是對兩岸問題敏感的人，顯然都會注意到在李登輝與陳水扁執政期間，所曾徹底執行的去中國化的文化政策。這個政策在這十幾年間，固然在台灣內部引起了極大的爭議，但平心而論，其政策若從其背後的政治目的言，是成功的。
我們只要看這幾年來相關的民調，台灣民眾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的比例，逐年升高，而且早已突破半數，就可以知道了。而且藉著所謂的教育改革，也進行了一個相當徹底的意識形態工程。它特別透過文史課程的改造，相當程度的達成了新的國族認同，這實在是一個很難否認的嚴峻的形勢。這一形勢即使在馬政府上台後，由於台灣的特殊族群人口結構及選票的影響力，迫使馬英九也必須格外審慎應對，很難做大刀闊斧的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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