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萬欽：台日漁權糾紛
日本強硬 台灣低姿態
日本政府長期以來對台日之間的漁權糾紛屬態度強硬，台灣方面確實自國民黨執政時期迄今，大抵採取低姿態。鮮少聽聞台灣方面曾驅離或者扣押日本越界捕漁的漁船。
而釣魚台的主權爭議當然是台日之間漁權爭執的癥結。不論是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論調，或者是石桓市長促成石桓市議會以十票對九票通過石桓市長登上釣魚台的決議，均彰顯出日本對釣魚台主權的強硬姿態。
事實上，中共與台灣長久以來均無意和日本就釣魚台主權爭議爆發武裝衝突。近三十年前，台灣留美 學生由於不滿日本而掀起的保釣運動健將，便有若干人因為對國民黨顧忌台日關係生變乃轉而傾向中共。基本上，台海兩岸長期 以 來均傾向擱置和日本對釣魚台主權的爭議。鄧小平當年在訪問日本時即曾公開表示，釣魚台主權爭議，將留給中國與日本未來更聰慧的後代去解決。鄧小平的務實作法，其實讓中共在過去二十五年的對日關係上獲得可觀的實利。
在中國的疆土爭議上，台海兩岸可以依循「既對抗又合作」的操作原則，而保有「互補性的」措施。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迄今仍把外蒙古劃為中國的疆域，這對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當然算是有裨助的。
在釣魚台主權問題上
中國應向日本嗆聲
如今在經濟規模上大幅成長的中共，當然比台灣更有實力在釣魚台主權爭議上對日本嗆聲。其實，這也是中共政權責無旁貸的。
基本上，日本朝野對台灣採取動用軍艦鳳陽號展示軍力的護漁行動，算是溫和回應。尤其，日本媒體則算是刻意冷處理。朝日新聞等大報故意大題小作。
中共不管是否為了統戰的效果考慮，在二OO五年七月底展開的台日第十五回合漁權談判，均不對台灣方面扯後腿。中共固然不願在釣魚台主權問題上和日本翻臉，但應當在台灣漁權問題上對日本擺出正面的立場。
台灣的談判策略
台灣執政的民進黨，應該表明對釣魚台主權的立場，民進黨政府亦宜讓日本朝野多瞭解台灣社會的多元聲音。從前日本明治天皇政府在對滿清於春帆樓進行馬關條約談判時，即是一再以日本國會的立場強硬，作為壓逼李鴻章等人的藉口。
民進黨政府在台日漁權談判中，應要求日本儘快先同意解決爭議的「公平原則」，再談「細節」問題。先談原則再談細節，乃是尋求解決爭議的有力談判途徑。
談判就是「聯合決策」。日本在漁權上欺壓台灣，當然有損於日本在整個對華政策上的重大利益。這點台灣務應讓日本各方多瞭解。
民進黨政府面對未來的對日漁權談判和糾紛，必須比國民黨執政時期更有作為，更有創意。否則，民進黨的執政績效，將會傷痕鮮明。基本上，日本在今天比過去更需要台灣人的善意和友誼。
翁明賢： 中日台均希望談判解決問題
二OO五年六月，發生台灣漁民前往日本鄰近的經濟海域作業，被日本海上保安廳扣留或是驅離事件，引起台灣漁民極端不滿，發生海上集結抗議事件。事實上，自從日本片面宣佈二百浬經濟專屬區海域後，台灣漁民過去傳統漁場就被日本禁止，面對日方巡邏艇強勢驅逐時，無法感受到政府的保護。於是，立法院長王金平在六月二十一日，隨海軍「鳳陽號」出海進行護漁與宣示主權，強調釣魚台屬於中華民國，呼籲政府不能在國家主權事務上軟弱，釣魚台要據理力爭，海洋與礦產可以共用，海峽兩岸與日本三方可以共同開發釣魚台周邊。
日本防衛廳長官大野功統在參加一場內閣會議之後，表示「冷靜看待台灣海軍軍艦的行動，台灣方面也應冷靜地行動，而防衛廳並無採取特別行動的必要」。 至於北京的態度由其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表示：中國政府高度重視保護包括台灣地區漁民在內的中國漁民的合法權益，中日兩國已簽訂漁業協定，雙方應該按該協定的規定行事。時任行政院院長的謝長廷表示，立法院長隨軍艦出海護漁，表達出事態的嚴重性，引起國際重視。不過，時任民進黨主席的蘇貞昌以為，台日漁場爭議，事涉釣魚台主權、漁民保護與經濟海域劃定問題，並牽動兩國關係，除了積極護漁之外，應該儘速透過外交談判方式解決爭端。整理上述言論，中日台三方的官方立場「冷靜克制」、「避免攤牌」，希望事件儘速落幕，透過外交談判手段來解決相關問題。
事實上，台日之間的漁業紛爭，並非僅兩個國家之間的漁權與領土爭議問題而已，從亞太國際戰略角度觀察，除了因國際海洋法公約所規定的二百浬專屬經濟區所引發的海域劃界問題外，在美國亞太戰略新佈局的影響之下，中日台三邊關係相互衝擊，形成「相互合作」與「結盟對抗」的新態勢，是一場亞太國際戰略勢力競逐的縮影。
當前亞太安全戰略形勢
世界局勢的發展從冷戰、後冷戰到二OO一年的九一一國際恐怖主義攻擊之後，進入後九一一全球反恐時代。美國為了避免類似攻擊事件再現，除了加強國土防衛（ Homeland Security ）外，更強化結合全球各國反恐聯盟，亞太地區的中國成為其重要反恐參與國，扮演穩定亞太周邊國家的角色。中國也趁此機會，緩和先前「中國威脅論」的不利論調，透過「上海合作組織」結合中亞國家，進行反恐軍事演習，透過與東盟國家的「十加一」協議，將來建立『中國一東協自由貿易區』，強化中國南方的穩定局勢。北京並積極主導北韓核武六方會談，協助美國處理北韓核武議題，有助於反制大規模武器的擴散，凸顯中國亞太區域大國的角色，再加上與印度、俄羅斯的戰略夥伴關係的確立，使得中國無後顧之憂，全力向東方發展。
基本上，從國際戰略的角度言，九一一事件提供北京一個發展的契機，使得中國穩定其國土的西、北、南三方地區，使其在新世紀時期，得以全力爭取二十年的戰略機遇發展期。在理論上，全力提倡中國「和平崛起」論，並透過亞洲「博鰲論壇」，強力宣導中國的發展，有利於整體亞洲與世界經濟的成長，是以如何提升綜合國力，穩定金融與經濟，順利舉辦二OO八年北京奧運、二O一O年上海世界博覽會，就成為其重要施政目標。另外，基於經濟快速成長，糧食、能源的對外需求日益加深，朝向海洋發展成為未來發展道路；是以，如何確保其海上生命線，包括石油能源運輸線、對外貿易航道的安全，就成為其新世紀的國家戰略重點。
面對中國此種海洋發展戰略，形成「陸權」對抗「海權」的戰略格局，美國與中國的衝突是在所難免的。是以，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時期的「交往」與「擴大」戰略有其局限性。面對新世紀的中國，高經濟成長率、高外匯存底、高外資投入以及高軍費支出等現象，當今美國總統小布什的作為，似乎走回冷戰時期，但不同於對前蘇聯的全球性圍堵工程，而是針對中國如何圈住其在亞太地區的勢力成長，成為一個可預測的區域強國。於是，冷戰時期的同盟關係再度被重視，包括美日安保同盟與台灣問題的處理，都有美國圍堵中國的戰略考量。
首先，冷戰時期一九六O年簽訂美日安保同盟條約，其主要任務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圍堵防線，條約中增列「遠東條款」，使得美軍可以充分利用日本的軍事基地，以因應當時緊張的亞洲局勢。到了後冷戰時代，其當初成立的宗旨雖有所調整，但是，協助美國建立在亞洲地區的戰略灘頭堡的地位不變，美日安保條約也經過多次的修正，一九九六年推出「美日安保聯合宣言」，並將其活動範圍擴及至「亞太地區」，讓日本自衛隊於朝鮮半島、台灣海峽、東南亞，以至於波斯灣地區，協助美軍戰鬥支援任務。一九九七年制訂美日安保新指針，表明美日安保的防禦性質，並非只是地理性質，而是一種周邊有事之「事態性質」。一九九九年日本參議院通過「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的三個配套法案：「周邊事態法」：有關發生「周邊事態」時，為確保日本和平與安全之法律；修訂「美日物品義務相互提供協定」：有關日本與美國之間相互提供物品或義務支援的協定；和「自衛隊法」：使得自衛隊在緊急情況進行撤僑時，可以出動航空器、船艦，並基於事態的嚴重性，可以有限度的使用武器事宜。
上述美日安保同盟條約的修正，是基於軍事戰略的角度，來因應未來遠東地區、或是台海地區可能的軍事衝突狀況，尚未到國際戰略圍堵中國的步驟。但是，二OO五年美日「二加二美日安全諮商委員會議」，會後發表共同聲明，包括十二項亞太共同戰略目標，以及六項全球戰略目標，提升日本為美國全球性戰略夥伴關係的地位，其中在全球共同戰略目標上，第二項：「在促進國際和平及發展合作方面，更進一步鞏固美日夥伴關係」；第五項：「善用目前動力，促成日本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改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效率」，此兩項目標都是在提升日本的「大國地位」； 日本不再是從屬於美國的「小老弟」，是以，日本積極的走向「正常大國」的目標邁進，積極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次，自然是此種戰略考量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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