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人民雖有集會及結社的權利，但絕非無限上綱，可以漠視法紀及多數民眾的權益，到處噴漆、破壞及毀損公物，最後還是要靠全體的財產還回復，付出龐大的社會成本。抗議民眾拍拍屁股解散走人，剩下的爛灘子就交由政府收拾；抗爭團體將台灣比喻成電影悲慘世界，伴隨著激昂的音樂，悲慘世界當時是發生在非法統治時期，而如今台灣已漸入政黨政治常軌，兩者情況豈有相比之處？固然在大埔事件中，苗栗縣政府在執行上有可議之處，但在法律正當性上及合理性上，部分學生，一連串開始蛋洗“行政院”，塗鴉公共建築，在凱道遊行，農民陣線，及一些導演文學家支持之，到處貼東西等舉動，實在難以取得多數民眾的共鳴，反而失去與模糊原抗爭的訴求。
另外，透過激情的鼓動與歌曲的感染，企圖擴大更多群眾的參與，但也必須留意可能會帶來反面及負面的作用與效應，最後使群眾運動污名化，社會運動淪為政治運動，為一些謀取政治提名、企圖得利者找到了表演的舞台；科技的發展成為運動動員的工具，而失去人本價值思考的空間。
再者，民主的聖潔實不容激進街頭運動及暴力脫序反社會行為所污染。在二十世紀理性主義倫理的浪潮下，世界各國的經驗都告訴我們，公共議題只要對多數人有利，自然會得到民眾的支持；但今日台灣社會運動，已經漸漸成為少數人喊價的籌碼，這種舉動並不足取。看看被噴漆過後的環境、貼滿標語後的景況、因維安受到傷害的警察，讓我們更心痛台灣社會及民主發展，何以至此？中央與地方執政者當然要深自反省，但抗爭民眾也必須學習尊重及包容，自己永遠無法代替全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意志，否則就是民主的濫用及民主的偏差。
值得探討的是，到處開花的拆政府動作，能否達成其目的？還是反而引發多數沉默民眾的反感？倘若繼續透過激進行動企圖達成訴求，那麼台灣文革可以宣告正式來臨，鬥爭運動開始展開，噴漆及破壞公物後所付出的社會成本及形象所受到的傷害，恐怕也不能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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