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23日電／文匯讀書周報文章說，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國內譯學界在中西翻譯史的編撰方面應該說已經取得不少成果，如馬祖毅的《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陳玉剛的《中國翻譯文學史稿》、譚載喜的《西方翻譯簡史》等，都很引人注目。只是自第一本中國翻譯史和第一本西方翻譯史問世以來，中西翻譯史的編寫，包括課程的開設，一直都各行其道，互不搭界，似乎中國翻譯史和西方翻譯史是性質迥異、無法相互溝通的兩回事。
有沒有可能把兩者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把它們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予以審視、考察，從而進行整體性的闡述呢？自接受了《中西翻譯簡史》的編撰任務以後，我就帶領著我的博士生團隊，一直在努力探索和嘗試把中西翻譯發展史作為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一個具有共性的文化交際行為，一個與譯入語民族、國家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態、詩學觀念都有著密切關係的文化交往行為，整合在一起，以探索其共同的發展規律，同時又把它們作為兩個各具特色、各自獨立發展的操不同語言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活動，予以互相觀照，互證互識。
事實上，當我們把中西翻譯活動的發展軌跡及其譯學觀念的演變過程放在一起予以審視、考察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就發現兩者之間不乏共同之處。
首先，兩者(指筆譯)的濫觴及大規模的展開都與宗教文獻的翻譯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西方是《聖經》的翻譯，中國是佛經的翻譯。這一共性也正是主宰中西翻譯界幾千年之久的“原文至上”、“忠實原文”等翻譯觀的由來。回顧歷史，我們不難想見，當中國和西方古代的譯者們全身心地投入到《聖經》和佛經文獻的翻譯中去時，他們絕對都是懷著非常虔誠心情把原文放在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上，然後對著原文字斟句酌，逐行推敲，惟恐在翻譯時稍有不慎而影響忠實地傳遞原文的思想，從而褻瀆了上帝的旨意、佛祖的教誨。梳理兩千多年的中西翻譯史，我們可以發現，這種翻譯觀實際上一直延續到後來對文學名著的翻譯，對社科經典的翻譯。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由於職業翻譯時代的來臨，翻譯的對象由原先的以宗教文獻、文學名著、社科經典為主要翻譯對象演進到了以經濟、科技、媒體、商業、娛樂等非文學性質的實用文獻為主要翻譯對象以後，這種翻譯觀才遭到了挑戰，並引發了譯學研究者們的反思。不過儘管如此，這種翻譯觀至今還是大有市場，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種傳統的翻譯觀目前仍然占據著主流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