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遺會給遺產本身帶來更好的保護，但這個理由並不是全部，實際上還有一種驅動力是對地方官員而言的，那就是政績。知名度高了、美譽度高了，經濟收益會提高，還有一個敏感的字眼——錢。從以往來看，國內每個申遺項目單是前期的規劃、研討、公共設施等準備工作就要花費成百上千萬元，但這巨額的申遺經費是無形的，花多花少是可伸縮的。如此名利雙收的好事會有人拒絕嗎？” 一位業內人士說。中國文物學會世界遺產研究委員會秘書長丹青也擔憂：“一些地方在商業利益和不良政績觀的驅動下背離了保護遺產、傳承後世的初衷，在經濟利益誘惑下變成‘文化搭台、經濟唱戲’，遺產蛻變為‘產出效益’。”
“不管深層次動機是什麼，從爭取國家利益、保護歷史文化的角度來說還是應該支持申遺的。”王衍用說，雖然各申遺單位表示會嚴格遵守相關要求做好保護工作，“但遺憾的是，國內目前還沒有完善的保護措施條文。申遺成功後保護的好不好關鍵還要看管理力度”。
在開發旅遊這個問題上，雖然呂舟也表示“沒有關係，畢竟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目的都很純潔”，但他還是反覆向記者強調，旅遊開發必須建立在保護的前提和基礎上。為了維護世界遺產權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72年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將“嚴格保護、合理利用”放在首位，建立了監測機制。
申遺，是一次提升，是一份承諾，更是一種責任。它有利於讓中國的文化走出國門，成為全人類共同財富，從而得到更好的傳播和發揚。但申遺也是一個過程，比這個過程本身更有意義的，是提高全社會對文化自然遺產的重視。早在2003年，時任貴州省副省長的包克辛就曾作過這樣的批示：“我不反對申遺，但一定要端正認識。申遺是為了保遺，不要幻想，不要走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