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任何一本教材，難免都有其局限性。比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數學課本中，不少與計算新中國成立前地主如何剝削人民有關。再比如，有人指出一些歷史課本中，歷代皇帝長得差不多，不過是同一頭像，換了不同的服飾罷了。這些自然都需要更新、修訂。
但有一些批評，往往啼笑皆非，甚至別有用心。比如，有的認為《魯提轄拳打鎮關西》太暴力太血腥，與法制社會背道而馳，該撤；有的認為朱自清《背影》中，父親翻越欄杆送桔子，違反了交通規則，該撤；有的認為《愚公移山》中愚公太蠢了，為什麼不繞過去呢？有的認為陶淵明是個不稱職的男人，老婆孩子都餓著，還死要面子“不為五鬥米折腰”……這之中，固然反映了思想的多元化，但通過所謂一些專家之口和媒體廣為傳播之後，則流毒匪淺。
這些觀點不僅喪失了歷史固有之同情，而且淪落為庸俗的求證主義、批判主義，瓦解著中華民族反抗精神、獨立精神、奮鬥精神、親情倫理等諸多方面的根基。按此邏輯，不少文學和歷史，都可以順理成章地被顛覆：比如李白就是個騙子，誰的白發，能有三千丈呢？如此質疑，不要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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