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多年以畫牛作為應酬的手段，因為畫牛比畫山水要輕鬆一些，快捷一些，也因為他筆下的“牧童遙指杏花村”，遠較他那黑乎乎的山水，更讓一般觀眾喜歡。其實，他在花鳥與人物方面下的功夫也是窮追究竟。在重慶藝專當講師時，他著力研究中國畫的文人畫傳統。他崇尚文人畫的清朗與率真，其筆下的人物無論是高人逸士還是仕女走卒，都放逸恣肆。1947年，在北平國立藝專任教時，他登門拜齊白石為師，直至老人去世，整整十年，他有空即為老師磨墨抻紙，虛心討教。不僅白石老人大寫意花鳥畫的磅礴氣勢在李可染的牧牛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其拙樸的民間意味還在李可染的書法、山水中得到了積極的響應。
求學於杭州國立藝專時，李可染認識了印象派作品的光感，並在後來的藝術創作中，讓其在中國畫的墨色中變化閃爍。上世紀50年代，李可染多次去浙江寫生，在杭州時，他住在黃賓虹先生家數日，於朝夕相處間，於筆起墨落中，尋求老師的思想軌跡，印證藝術的真諦。在對北宋山水、特別是範寬藝術的研究中，他確立了壁立千仞山體圖式，並賦予這種圖式以紀念碑之意義。在追隨並實現黃賓虹“渾厚華滋”藝術理想時，他將筆法確定在魏碑之拙辣，而重點尋找、擴充傳統墨法、甚至包括黃賓虹“七墨”的表現力與衝擊力，在北派山水的渾厚中增加了圓融幽微，在傳統山水的意象世界裡開始了抽象，由此，時代感與歷史感、個性與藝術性在一片交響中融匯成既高昂而又縱逸的李可染藝術。
李可染的藝術因其影響的廣大而早有學術定位與市場行情，如今，當他的作品《長征》拔得中國近現代藝術拍賣市場頭籌時，我們應當看到這位天才型的藝術家的偉大成就其實是平地而起的豐碑，一磚一石，都是他以汗水與智慧撿拾、堆壘的，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藝術品市場應當如此——以豐厚來回報偉大藝術家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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