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當然沒有說對范曾這樣的名人不能批評。它只是說郭慶祥的文章“對范曾的詩、畫、書法、作畫方式及人格分別作出了貶損性的評價，如‘才能平平’、‘逞能’、‘炫才露己’、‘虛偽’等，造成其社會評價降低及精神痛苦，郭慶祥的行為已經構成對范曾名譽的侵害……”
按照一審法院的邏輯來理解，就是郭慶祥批評范曾的文章，言辭過火了，特別是那些形容詞，貶低了范曾的人格，因而構成侵權。
再看立法。民法通則第一百零一條規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但是，在名譽權保護這個問題上，我們的立法與司法犯了同樣的錯誤——對公民和法人的性質不加區分，“王子”與“庶民”同等對待，公法人與私法人一視同仁。
自古以來，就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之說，那是要借以表達統治者的開明，要在法律面前與“庶民”平等，這也符合現代政治學的理念。不過，對待私法上的個人名譽權，正好同“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邏輯相反。“庶民”萬萬罵不得，而“王公將相”、“達官貴人”挨罵則是尋常之事，有時候被罵得狗血淋頭，縱然“氣急”卻不能“敗壞”，以表現出一種不同於“庶民”的涵養。
客觀地說，“王公將相”、“達官貴人”之類的社會名流也是人，也有常人的感情，他們對於批評同樣不舒服，當年的美國總統杜魯門就被媒體罵急了，他寫信給一位記者說：“我想請你們捫心自問，總統總還有偶爾正確的時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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