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老崇文區商貿發達，這是事實，但老北京好幾個城門附近都有商業區，清末老地安門一帶之繁榮並不亞於前門，內務府幾個重要的采買部門都在此辦公，官商結合尤其密切，只因後來前門修了火車站，地安門才相對衰落。可見，當時崇文區和宣武區未必 “東富西貴”。
由上分析可知，“東富西貴”應指老東城區和老西城區，這在典籍中也可得到印證，最早記錄此說的是清末學者震鈞，此後崇彝在他的名著《道鹹以來朝野雜記》中也有討論，他認為“西貴”說無據，並羅列了東城尚存的27所王府與官宅，多於西城的20所。他認為，因西城荒涼，與東城有差距，提西城是為了鋪陳“東富”。
而老崇文區和老宣武區為“東富西貴”的記載，出自民國，皆是漢人記載，很可能沿用了清末的傳說，附會以當時北京城的狀況。當時崇文、宣武迅速發展，已成北京城市重心，傳統的東城區、西城區相形見絀，交出“東富西貴”的桂冠，也屬正常。
那麼，崇彝認為只有“東富”沒有“西貴”是否正確呢？這可能是他忽略了什刹海的因素，那是北京城唯一不屬於皇家的水源，從明代起，沿岸便是官家宅院首選地，只是它不斷幹涸，於今已失三分之二，故許多官宅被淹沒在胡同中，今什刹海沿岸王府仍非常多，故給人們留下了一個印象：沿水而居，必為貴人。“西貴”說應是這種記憶的體現，並非附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