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著名學者柯文（Paul A. Cohen）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華書局，1989年），也是這個領域重要的著作。美國學者認為，柯文過分強調中國歷史的能動作用，由西方中心論一下子跳到中國中心觀，有點矯枉過正。但是在我們搞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的人看來，卻是一本道道地地的史學史著作。費正清提出“衝擊－反應”論之後，很多學者為突破這一歷史觀點影響，提出了不同思想和理念，柯文對此進行了歸納和分析，對我們有重要參考價值。他提到魏斐德《大門口的陌生人》對社會史、地方史研究的開創，提到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借鑒年鑒學派理論將中國分成九大區域，闡述中國鄉村、城市發展變化並深入分析，包括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以長時段理論來探討明清歷史等，都對我們了解這段中國學研究史有很大啟發。
此外，沈大偉主編的論文集《美國當代中國研究》，對上世紀80年代中國學的各個學科如歷史學、圖書館學、語言學、社會學、政治學等，都集中進行了分析。其中，何漢理（Harry Harding）題為《當代中國研究在美國的發展》的論文，探討了從6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國問題研究，並分析這30年的得失。他認為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對美國中國學影響相當大。政府公布的許多數字是1949年以來所沒有過的，中國領導人也比以往更樂意接受採訪，資深領導人還出版個人回憶錄。最有價值的，是美國學者能直接到中國去實地考察、收集資料。華裔學者張海惠主編的《北美中國學——研究概述與文獻資源》（中華書局2010年出版），也是我近來讀到的一本好書，代表了世紀之交美國中國學階段性的成果。從總結的幅度上，比沈大偉的那本跨度更大，涉及的領域更寬泛，收錄了包括裴宜理（Elizabeth Perry）、艾爾曼（Benjamin Elman）、葉文心等著名學者的文章。據說，亞洲研究協會計劃出版英文版。
對海外中國學的研究，必須要有一個基本的突破點。李學勤先生認為，最重要的是展開學術史研究。海外中國學實際有兩個重要問題，一是思想、觀點、理念這些靈魂性的東西；一是學術發展演變史，為脊梁、中樞的問題。對學術史的研究就是要將一門學科發展的全過程了解清楚，掌握其特點和規律，這是對海外中國學進行研究的基礎和大局。對美國中國學來說，其發展始終受到外部和內部兩方面因素影響，前者主要指中美國情及其相互關係，這是其發展大背景，後者指學術本身的演變發展規律，它會反過來起調整和刺激作用，所以上述這些著作對學術史進程中觀念、方法的總結就非常重要。現在與新文化史、全球史觀有關的探討日漸趨多，反思文章也接踵而至，都說明這一問題越來受到重視。在對學術史研究的過程中，將其基本過程及其內外因素的關係問題摸清楚，對我們的學科建設是至關重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