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24日電／“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孟軻無疑對管仲的論點作出了一個重大補充，即在“倉廩實”與“知禮節”，“衣食足”與“知榮辱”之間，提供了一個由此岸到達彼岸的重要橋梁。在今人看來，孟軻的見解，似乎並無新奇之處，然而，對照當今一些人嚴重存在的GDP崇拜、忽視教育文化建設的種種傾向，某些今人豈止不如2000多年前的古人，實在是差之遠甚！
管仲，名夷吾，史稱管子，春秋時齊國人，齊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管仲之任政相齊，協助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是有史可征的。在《史記》中，管仲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在孫中山先生眼裡，他又是中國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管仲的治國方略和經濟思想，不見於太史公以“論其軼事”為宗旨的《管晏列傳》，主要見於《史記》開列的那些書目中，如《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等等。在這裡，僅就管仲的一個著名論斷略作評述。
管仲曾指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對於這一論斷，過去我一向欽佩有加，篤信無疑。“倉廩實”和“衣食足”，相當於社會的經濟基礎，而“知禮節”和“知榮辱”，則相當於社會的意識形態。管仲先生所論述的不正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物質變精神”麼？由此看來，管仲先生幾乎可視為中國古典唯物論的開山之祖。管仲這段話出自《管子.牧民》，今人當然可以批評管子的“牧民”思想。然而，如果考慮到作者生活的時代，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位古代賢哲的思想光芒，透過2000多年的歷史塵霧，直至今日仍在熠熠生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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