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故事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講，如果運氣好，可能會講出新意
傅小平：從結構框架上看，您的寫作更接近《紅樓夢》的範式。在極度寫實的文字後面，指向的無疑是一個更開闊的意義空間，其中體現了形而上的思考。過去一些評論家和讀者指責《等待》這部小說的題材，尤其是淑玉這個小腳女人的形象，刻意迎合西方讀者窺視欲，我是不以為然的。一部作品能引起大多數讀者的共鳴，該是觸及了一些普世性和永恒性的命題。有意思的是，此類命題通常由極簡的形式來承載，比如，塞繆爾.貝克特的《等待戈多》，比如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原因或許在於，很多時候簡單更能觸及本質。
哈金：寫《等待》時的確常問自己這個故事對中國和西方讀者有什麼共同意義。有一段時間找不到答案，就放棄了。後來讀到一個訪談，其中一位美國女性說她丈夫不愛她，她甚至希望丈夫能跟別的女人有個艶遇，那樣會證明他能夠愛女人。這段話像一扇窗戶，讓我看到美國男人中也有像孔林那樣的人，哪方面都挺好，但不會，也不能投入感情。書出來後常收到印度男人們的電子信，說他們理解並同情孔林。我問印度朋友為什麼他們會有這種反應，他說印度男人在感情上往往受壓抑，更容易產生孔林那種心態。我對文學的認識深受托馬斯.艾略特的影響，他的文學理論一再強調普世性和永恒性是文學的兩個基本標準。其實，這是從古至今的說法，但這種普世性和永恒性是相對的，並不是絕對的。普世性強調廣度，永恒強調久遠。在中國文學裡也有類似的說法，比如“天下誰人不識君”和“不廢長江萬古流”。世界上並沒有什麼新故事，但老故事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講，如果運氣好，可能會講出新意。
傅小平：中國文人骨子裡，都喜好誇張修飾，即使學得了海明威那樣大肆砍伐形容詞的真言，也很難克服技癢。其實，形容詞本身並沒有與生俱來的原罪，又確有可能帶來與真相的阻隔，濫用也會滋生作家觸摸真實的惰性。某種情況下，簡單、平實尤顯可貴。我想知道，您是怎麼做到的，是您天性中有這種因子？還是受了西方語境的影響？或是從英語寫作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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