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姆在這本書中只選取了一小部分同性戀作家來談，試圖借此實現一種“文化叙事”。他認為，文學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關鍵的作用。最初，“同性戀文學”中的主人公們還只能用暗語說話。克裡斯托弗.伊斯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的《柏林故事》和卡波蒂的《蒂凡尼早餐》裡，叙事者都從未透露過自己的性取向，只不過，對細心的讀者來說，線索還是很明顯的。布拉姆將公開的“同志”文學與上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聯繫在一起。在紐約格林威治村的王爾德書店成為坐標以後，在“石墻騷亂”以後，或許同性戀作家們覺得他們不用再那麼害羞了。如果說維達爾引導了同性戀文學前半部分的發展史，那麼艾德蒙.懷特(Edmund White)則是其第二階段的引導者。在懷特的書中，你找不到那種刻板的概念化的同性戀人物。
布拉姆所講述的故事是吸引人的，但可能過分簡單。他試圖將同性戀文學的歷史梳理出來，找出一條線索，但很可能這個歷史比他所想像得更為複雜。他的書給人的印象是，同性戀作家之所以重要，更主要的是因為他們的敵人而不是他們的作品。像《天使在美國》和《時時刻刻》這樣的作品，其文學價值顯然是大過於社會價值的。因此，《傑出的非法者》這本書應該在奧斯卡.王爾德紀念書店占據一席之地。然而，令人感嘆的是，這家著名書店已於2009年關門，它曾經發揮過如此重要的作用，現在卻因為自己的成功而荒廢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