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小說之所以命名為《古爐》，是有暗示的。“china”這個英語單詞，小寫是瓷器的意思，大寫就是中國的意思。我寫“古爐村”，心裡想的是整個中國，實際上寫的是中國人的生活狀態。《古爐》所描述的，不僅是一個個體的記憶，也是一個國家的記憶。通過用真實的生活細節和“古爐村”渾然一體的風情，我希望在將中國的這段歷史展示給讀者的同時，力爭對這場歷史浩劫進行一種人文解讀。
《古爐》的背景依然是農村，它集中展示的是那個時代基層的歷史軌跡。裡面的故事和人物都是實際存在過的，雖與《秦腔》一樣，選擇的都是些日常生活瑣事，但卻在這種日常生活的鋪叙中顯現著悲劇的必然，而且情節的張力要比《秦腔》更大。但《古爐》歸根結底主要還是寫人，用記憶去還原那個時代，刻畫這個小山村形形色色的人，找尋那場浩劫中的人性光輝。書中叙述口吻非常平靜，更多的是從深層思考人性和社會的根源。這場“浩劫”不是被批鬥的那個人的個人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與《廢都》、《高老莊》、《秦腔》、《懷念狼》相比，創作《古爐》的過程更為愉悅，更加得心應手。畢竟寫了幾十年，寫作的感悟更多了。從2007年長篇小說《高興》完稿後，就開始了《古爐》的創作。我不會用電腦，全是手寫，感覺握著筆才有靈感，在長達四年的寫作中，用壞了300多支簽字筆。說是64萬字，其實寫下來的足有200多萬字，《古爐》三易其稿，每一稿都得工整地再寫一遍。但寫完後心裡依然很惶恐，擔心不夠完美。到最後定稿，光稿紙就用了六大本，還是正反面都寫得滿滿當當的，用超市裡那種大環保袋子拎著送到出版社時，別人還以為我是去給領導送禮。
《中國社會科學報》：《古爐》選擇“文革”作為歷史背景，這段歷史對於中國人來說是一段沉重的記憶，有人說過，文學作品是一個民族的心靈秘史，您想通過這部作品展現我們民族的何種心態？
賈平凹：“文革”結束後，有大量的散文、小說等文學作品出現，但這些作品大都是從一個側面來寫，而且大都是“控訴型”。我寫“文革”中的人和事，“文革”只是載體而已。我經歷過“文革”，寫“文革”既是使命，又是宿命。我現在快60歲了， “文革”時我只有十幾歲，初中生一個，提著漿糊桶跟著高年級學生到處跑。當時我當教師的父親也受到批鬥，戴著“反革命”帽子，被開除公職後回村接受“改造”時，他一見到我就哭了，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見到我父親哭。既然上天把我生在這一階段，我不把我的所見所聞寫出來，以後經歷過“文革”的人越來越少，知道的人也越來越少了。如果我現在不寫“文革”，以後就沒有親身經歷過“文革”的人來寫了。就像現在寫“二戰”的人越來越多，但沒經歷過“二戰”的人寫“二戰”，是用另一個角度來解讀那場戰爭，以後寫“文革”的人也是用另一個角度來解讀。讓一個沒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去寫那段歷史，就好像現代人翻唱民歌一樣，喪失了本真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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