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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虹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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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悅然 |
中評社香港6月18日電／1962，1982。
這是年齡相差20歲的兩個女作家之間的談話，主題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輕與重”，內容是她們各自在寫作和生活中的體驗。
當兩位長發披肩的作家走上講台，等候已久的聽眾們熱烈鼓掌，他們大都是年輕人，女孩子尤多。
“女性主義代表作家”“最受爭議的女作家”，這是自1997年自傳體小說《饑餓的女兒》出版後，與虹影形影不離的標簽；“玉女作家”“80後青春文學代言人”，這是從2001年參加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至今，張悅然被冠上的名銜。
在她們的談話裡，你能聽出她們並不喜歡這些標簽，因為標簽帶來誤讀。
性別
“我們都是女性，我認為女性體驗比男性體驗更直接尖銳。所感知的東西，如果男人是一寸，我們可能是一尺。”對談一開始，虹影就拋出這樣一個判斷。
許多女作家不喜歡在談創作時強調性別，而虹影直言她珍視性別帶來的獨特感知及其對寫作的影響。
對“女作家”這一身份，張悅然則說：“有一段時間很想擺脫，覺得‘女性’好像是一種特別約束你的標簽，意味著你的主題、你的內容、你的所有東西已經定型了，都是指向女性標簽的。我現在已經過了那個時間，會覺得實際上不需要掙扎，你的這個身份是與生俱來的，會給你帶來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有人提出在創作上，男性作家似乎更具有批判性和對抗性，張悅然認為這可能是因為男作家更容易從大的觀念出發，選擇和批判社會有關的主題，而女作家更傾向於選擇與生命和自己的生活更有關聯的主題，“其實她們的寫作中，對抗也是存在的。就好像走不同的路到一個地方，男作家可能直接定好了目標往那裡走，女作家是慢慢接近那個目標。可能也因為這樣，女性寫作中，與社會和意識形態的對抗就容易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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