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成功表現知識分子的精神矛盾。故事的叙述人蝌蚪不是故事的局外人、旁觀者，而是參與者、反思者，在揭示社會問題的同時，他也在為自己的罪而痛苦和懺悔著。由此，小說入木三分地剖析了當代知識分子卑微、尷尬、糾結、矛盾的精神世界。
第三，小說成功運用了書信體這一歷史悠久的小說模式，讓讀者感到小說故事如同發生在眼前。同時，因為使用書信體，小說的叙述語言一改作者以往那種大肆鋪張、汪洋恣肆的叙述風格，在前三部分顯得極為平實和克制；直到第四部分寫到當下現實時，才重現了作者以往那種非狂歡化叙述不足以穿透複雜現實的叙述貌相。
第四，小說的整體結構堪稱新穎和縝密；前面四部分由書信、元小說叙事構成；而在小說的最後部分，則安排了一個如夢似幻的話劇，把小說所要挖掘的計劃生育背景中、特別是當下現實中所出現的各種尖銳問題，機智、巧妙、別開生面地傳達出來，把小說人物的各種心態更為生動地展示出來。而且這樣的小說結構也大大拓展了小說的表現空間。
第五，罪感描寫和懺悔意識。整部小說在叙述姑姑一生的同時，也叙述著姑姑和叙述人蝌蚪的罪感的發現；前者的罪感發現是中國傳統式的，後者則是東西方文化交流背景下的西方式罪感。到了小說最後部分的話劇裡，姑姑的罪感依然發自靈魂深處，而蝌蚪卻表現出了深層無意識的另一面。
第六，引入國際化因素。小說中大量引入了國際化的細節，這些細節有機地融入了整部作品，而不是牽強附會的枝節。比如講述人寫信的對象是日本作家杉穀義人，寫作劇本的參照對象是法國著名存在主義作家薩特；小說中有一個重要人物一家人具有俄羅斯血統；小說中的一個重要場景——堂吉呵德飯館處處取材於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的名著《堂吉呵德》，等等；這種處理方式在當代中國小說中並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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