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語言並非“狂歡化”，而是帶著悲傷的土地中蹦出的泥土腐味氣息。即便面對殘酷的傷痛記憶，莫言也沒有使自己的小說停留在“傷痕文學”上，而是在超越中升華為一種充滿了民間性的“歡樂文學”。他對民間悲苦生活的表達和講述，既不是哭訴，也不是恐嚇，更沒有製造壓力，給心靈投下陰影，而是給人一種繼續活下去的力量。他以其有意味的文學形式，既凸顯了生活的殘酷性和荒誕性，又消解了殘酷生活帶來的陰沉、死亡的氣味，也揚棄了片面的“嚴肅性”，從而體現了文學“民間性”中本質的歡樂精神。莫言以一個作家特有的立場和方式，有效地介入了當下中國的現實。莫言駕馭語言文字的能力非常強，在他的作品中會看到紛繁的色彩，有時候會感覺“土得掉渣”，從而顯示了濃厚的地方色彩，同時他的叙述技巧又受到外國文學的影響，是一個奇妙的結合。這位中國北方農民的兒子，用語言的犁頭，犁開了古老中國鄉村沉默的土地，從大地的深處開掘出鑽石般光芒四射的文學礦藏。莫言筆下的中國大地，是一個苦難與歡樂交織在一起的密林，一個充滿生命活力和歡樂的世界。他筆下的“高密東北鄉”，已然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清晰而又精確的縮影，一個真實的驚心動魄的生活世界。
一個人獲獎，並不必然代表中國文學登上世界文學之巔；正如無人獲獎，也不必然說明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園林裡無一席之地。文學意義上的莫言，引發人們重新關注文學，思考什麼是“作家”。正如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知名漢學家馬悅然一再所講，諾貝爾文學獎的唯一評判標準就是文學。既沒有必要將其獲獎過度拔高，也無須上綱上線。莫言的文學成就建立在他的卓越文學語言、結構和表現能力，以及他的豐沛人性關懷上。
作為文化符號的莫言
莫言獲獎與中國今日的國際地位有關。但若以此證明中國文學的崛起，則仍難以擺脫東方主義的窠臼，仍沒有擺脫“被看”的心理，是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種表現。事實上，中國當代文學的孱弱，離文學強國之夢還差得很遠，向世界文學學習和開放仍是中國文學發展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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