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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的張愛玲 |
中評社香港10月29日電／本文摘自《歷史不忍細看》，文歡 著，河南文藝出版社
然而人生是詭譎的，一個人太想得到一樣東西，上天倒不一定讓他得到。張愛玲可以“趁早”出名，但不一定能“痛快”。
1949年，政權易手，上海文壇的“傳奇”時代結束。3年後，張愛玲遠走香港。迫於生活壓力，這個出身簪纓望族，從未到過農村、從未接觸過中國革命的她，卻寫出了兩部政治傾向極其鮮明的長篇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後者張愛玲本人也承認是在美國駐香港新聞處的“授權下”寫的，連“故事大綱”都被擬定，寫作時還有他人參與。這樣粗糙的文字，難道是由張愛玲那只高貴得幾乎不染纖塵的手寫出來的嗎？
《秧歌》和《赤地之戀》出版不久，1955年張愛玲到了美國，很快與一個叫賴雅的比她大29歲的美國劇作家訂婚。而賴雅卻是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堅定到不允許旁人說一句共產主義的壞話，捷克共產黨領袖是他的好友。有人會說，婚戀是婚戀，寫作是寫作，但聯繫張愛玲前夫胡蘭成的漢奸身份，這些現象至少可以說明一個事實:張愛玲的人格和寫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共產黨也好，小資產階級也好，都與她無關，她真正關心的是自己的生存。既然發表作品可以乘機出名，那就快快發吧，哪怕發表的地方不那麼乾淨；既然寫反共小說可以賺錢，那就寫吧，反正天高皇帝遠，共產黨也管不到這裡；既然賴雅那麼有才華，在美國文藝界又那麼有號召力，人也不壞，他相信共產主義有什麼關係？年齡大點有什麼關係？此後，在生活的壓力下，張愛玲還在美國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做過中共術語研究，主要工作就是收集當年中共言論中的新名詞，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一邊是《紅樓夢魘》，一邊是中共術語，也許只有張愛玲才能在生命中書寫出這樣的“傳奇”。
有人說張愛玲畢竟是女人，不懂政治，沒有政治敏感，但1945年日本即將投降之際，上海召開“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通報上列出張愛玲的名字，她馬上表明了拒絕的態度。
一個人迫不得已時可能會做些違背自己意願的事，但到了張愛玲這個地步，也真夠可憐的了。她始終做著她的富貴夢，端著貴族架子，四體不勤，謀生無著，於是只好糟蹋她的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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