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問海明威“作家成長的條件是什麼”，海明威說是“不幸的童年”。這句話對張愛玲是適合的。但海明威的話只說了一半。如果一個作家成年後，仍不能逐漸超越早年不幸所造成的人格缺陷，這種不幸則可能將作家毀掉。張愛玲終其一生沒有完成這種超越。這個曾經風光無限的女子，就像她筆下眾多女子一樣一步步走向沒落，走向凋零。她與胡蘭成那真真假假躲躲閃閃的戀愛，怎不讓人想起委曲求全的白流蘇？當她在枯寂荒涼的公寓中度過一個又一個漫長的白天黑夜，怎不讓人想起那“一步步走入沒有光的所在”的曹七巧？
在生命中的最後20年，張愛玲呈現出越來越顯著的心理疾病。她對人越發冷淡，生活日益封閉，家具、衣物隨買隨扔。她其實是以這種方式，來擺脫內心的空虛與枯寂。
而多年來一直潛伏在心裡的“虱子”，此時終於變成實實在在的客體，來向她發動最後的攻勢了。在洛杉磯的最後23年裡，為了躲避這種令她觸之喪膽的小東西，她在各地旅館輾轉流徙，隨身只帶幾個塑料袋。在搬家中，財物拋棄了，友人的書信遺失了，甚至花幾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譯稿也不知所終。去世前4個月，她還寫信給林式同，說想搬到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或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去——這兩個地方都是沙漠，也許她以為在沙漠裡可以擺脫被虱子咬嚙的苦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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