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作品具有強有力的勸說力，是一個總是向社會發出挑釁的人。作品中充滿衝撞的信息，作為電影非常優秀，政治上的發言也很積極，對社會問題具有深切的關心，切中時代。讓我們期待他還有怎樣的作品。希望他以東日本大震災為主題拍一兩部作品。”日本電影評論家品田雄吉曾如此評論大島渚。
驚聞訃報，日本電影界和文化界多位人士均在第一時間表達了他們對大島渚這位文化鬥士的敬意。曾經執導過《追捕》、《人證》、《一盤沒有下完的棋》、《敦煌》等名作的佐藤純彌導演接受筆者昨天晚間電話採訪時平靜地說：“大島君是我們這一代日本影人的驕傲。雖然我們的藝術風格不同，但從年輕時代起我們就一直保持溝通和交流，可以說他的人生是與我並肩而行的。面對電影，我們無怨無悔。大島君，走好！”由於晚年大島渚的健康狀況一直不佳，佐藤導演覺得人的離去是歷史的必然，不必過於悲傷。
比大島渚年輕一代的“社會文藝派名將”，兩次獲得東京電影節大獎、《十九歲的地圖》、《愛在東京》等的導演柳町光男接受筆者1月15日晚間電話採訪時說：“大島先生給予我們這代電影人啟發的，從淺層意義上說是拍攝手法和技術上的新鮮感，但其創作理念深層的獨立和批判意識更是難能可貴的。在這樣一個特殊時刻如果我說他給我很深影響的話可能會有矯情的嫌疑，其實就是這樣！我一直很尊重和敬佩先生，我們在天國再會吧！”
作為日本電影“新浪潮運動”的領軍人物，大島渚從一出場便令日本文化界乃至全社會感到了極大的衝擊。1959年以《愛與希望的街》初出茅廬，次年推出《青春殘酷物語》和《太陽的墓場》確立了他日本戰後“社會寫實派”旗手的地位，與筱田正浩、吉田喜重並稱“松竹新浪潮”主將。1961年因《日本的夜與霧》被禁，憤而退出鬆竹映畫公司，自立“創造社”，陸續推出《飼育》、《絞刑》、《儀式》等，幾乎每部作品都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他的作品以“直露、殘暴的表現與毫不留情的批判意識”而受到廣泛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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