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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治本 |
孫治本：戰後德國的反思與做法
在二次大戰時期，盟國有一種觀念，認為德國與日本在二戰的戰爭罪行，不光是德日政府領導人的作為，還與兩國的文化與民族性有關係。二戰還未結束時，美國已有此想法，打敗德日之後要教育他們，徹底改變他們的文化與民族性。在1942年末，美國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gard Wallace）就在廣播中說，等我們戰勝後，必須透過教育，讓德日建立起民主的觀念。他提到德國時說，德國要學習忘掉所有被教導的事務，不光是希特勒所教導的，還包括過去數百年先驅所教導的。那時的觀念是，德國的問題不光是希特勒，之前的哲學家如黑格爾、尼采或是康德，這些思想都與德國軍國主義興起、希特勒得以上台有關。由於這種強烈的觀點，因此在戰後，美英對德國舊有文化採取全面性的批判。西方國家對於德日，也確實做了很多民主教育的工作。
以西德來說，被美英法蘇占領之後，實施了“去法西斯化”的工作，一直持續到1951年。因審判被判決的國家社會主義黨成員有5至6萬人，追究從前必須負責任的希特勒成員，範圍很大。1952年，西德成立了聯邦政治教育中心，做政治教育的工作，剛開始以民主化教育為主，承擔起很大的責任。不過，我們要理解一件事，德國對戰爭罪行的反思，他的觀念與美英不同。英美認為其罪行與德國的歷史文化有密切關係，但是德國人並不同意這樣的看法；所以德國在反思上，基本上責任都推給希特勒與其黨羽，反思的力道非常強。對於德國在戰爭中所犯的罪行，很多德國人特別是保守派，他們的觀念是，在戰爭中違反戰爭規則的，主要是黨衛軍，也就是納粹黨的軍隊。但是德國本身的正規軍，所謂的國防軍，他們的戰爭手段是按照傳統的軍人規則、風度進行。他們有這樣截然不同的劃分。
從這個角度去看，德國的反思與日本的差異性，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第一，不管是其他西方人還是德國人本身，都認為德國在二次大戰的罪行與傳統西方帝國主義有很大的差異。因為希特勒與其黨羽是在國內，進行種族清洗與屠殺（當然也在他們佔領的地方實施）。這是一個很特殊的罪行，與以前西方帝國主義的情況不同。另一個原因是，希特勒上台前，德國的政黨政治就已經非常發達，有左派、右派政黨。當希特勒在選舉中贏得勝利，也擠壓迫害其他政黨人士。所以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原本左派與保守派的政黨政治人物，當然會利用希特勒的戰敗，全力去剪除國家社會主義黨的勢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