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吵鬧鬧的日耳曼
假如想到同一位作者也寫下了那句著名的“不知道什麼緣故／我總是這麼悲傷”，確實會相信德國精神真的能達到一種“既混沌幽暗又明快和諧”的境界。海涅還將“條頓精神”與“北歐日耳曼詩歌一再頌揚的殘酷無情的個性”相提並論，為“日耳曼”這鍋混淆不清的字母湯又加了一勺鹽。就名稱而論，最容易使人誤判的自然是英語中對德國的稱呼“Germany”。這個由於英語的無處不在而最廣為人知的稱謂或相似的變形來自拉丁語的“Germanus”，然而具體含意不明，據推測可能是高盧方言中的“ger”（臨近）與“mani”（人群）組成的，在發音上與愛爾蘭語等凱爾特方言中代表“吵鬧”、“喊叫”等詞語的接近也令人懷疑也許它具有更栩栩如生的色彩。目前還沒有任何記載表明當時曾有日耳曼部落以這一名稱自稱。最早使用了“Germanus”一詞的是愷撒的《高盧戰記》（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愷撒在書中用這個詞表示歐洲東北部地區、大致現今比利時境內的四個高盧部落所在的區域，但隨後又用來特指現今比利時東部的一支部落。等到公元98年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撰寫《日耳曼尼亞志》（Germania）時，愷撒造成的混淆進一步發酵，因為塔西佗將“Germanus”的名稱賦予了首先渡過萊茵河西侵的佟古累人（Tungri）。這場公案後來演化成德國人的“高盧起源說”和“條頓起源說”問題，也成了19世紀德國和法國圍繞著阿爾薩斯和洛林的歸屬問題發生衝突時各自的立論根據。路德維希曾這樣描述意大利與歐洲南部地區對於早期日耳曼部落的誘惑：“擺在他們前面的是花園，留在後面家鄉的是幹曠的草原和原始大森林”，“他們不僅對那裡的陽光感興趣，而且感到有一種安詳寧靜的精神力量在吸引他們。這種精神力量也是他們的秉性所缺乏的”。德國人對羅馬近乎迷信的推崇最充分地反映在“神聖羅馬帝國”這個多少有些怪異的帝國上。帝國的全稱實際上是“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德國人自豪地將自己的族名加在名稱首位，卻限定每一任皇帝必須到羅馬去獲得教皇加冕才算正宗。帝國極盛時期的疆域包括如今的德意志、奧地利、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捷克、斯洛伐克、法國東部、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瑞士和西班牙及其海外領地，不到2000年後便由於“選帝侯”（Kurfürst）這一頗具德國特色的“職位”的存在分裂成390個大小不等的公國與領地，很快成為日後歷史學家們調侃的“既不神聖也不羅馬更不帝國”的怪物，從東到西的各種王位繼承戰爭成為每隔幾年上演一次的固定戲碼，阿爾薩斯和洛林的歸屬問題夾在中間不過是趁手的道具之一。早期的日耳曼部落或許確實如路德維希所說向往南方“寧靜的精神”，可惜當時羅馬的愷撒回饋給他們的是“征服”，外加一個有些漫不經心、日後會造成近千年概念混亂的命名。
不過，直到16世紀之後，英語中才正式接納了“Germany”這個名詞，此前使用的是源自法語序列的“Almain”或“Alman”。法語的“Allemagne”和其他變形來源於蘇維比（Suebic）部落的一支“Alemanni”，他們當年活動在現今法國的阿爾薩斯（Alsace）、德國的巴登－符滕堡（Baden－Württemberg）以及瑞士一帶。吊詭的是，這個源自早期日耳曼語的名稱“Alamanniz”可能具有兩個完全矛盾的意味：假如其中的“Al－”代表“全部”，這個詞可以理解為“全部人”，即對本族人的總稱；假如認為“Al－”來自拉丁語的“alius（異類）”，這個詞轉即變成了“異族”。這一稱謂也許在無形中昭顯出法國人眼中的德國人形象。正是法國的拿破侖結束了神聖羅馬帝國，以萊茵聯盟（Rheinbund）的形式為現代德國版圖確立了雛形。萊茵河這一側對拿破侖的態度頗能顯現德國人性格中一些最令人好奇的東西：不僅是貝多芬原準備為事實上“入侵”了自己祖國的“元凶”題獻一首交響曲，此外還有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的那句感慨：“除非法國取得勝利，否則不久就沒有任何被認為一生具有自由精神的人能在德意志找到安身之地。”歌德同樣是拿破侖的崇拜者，然而他和貝多芬兩人都拒絕了拿破侖提出的前往巴黎的邀請。但他們顯然也不曾留下類似前輩開普勒式的豪言壯語：“只要德國不嫌棄我，我將永遠忠於德國。我生為德國人，在德國長大，我只希望在有德意志風俗 、充滿自由思想的王國中生活。”同樣身在異鄉、曾因《拿破侖傳》而獲得國際聲譽的德國人路德維希無疑也注意到了這種矛盾，他在風和日麗的南加利福尼亞稱讚道：“在德國思想史上很少見到如此崇高而出類拔萃的語言，似乎要為那些由於缺乏精神自由而被放逐和受苦的成千名德國人贖罪。”
在為數不多的無法納入六大序列的德國名稱中，就有遠在南太平洋的塔西堤（Tahiti）土著語中那個怪異的“Purutia”。這個稱謂其實也是塔西堤的宗主國法國貢獻的，由法語中“普魯士”（Prusse）變化而來。這一命名暗示出法國對隔壁這片由公國發展到王國、繼而成為帝國、最後甚至成為德意志精神象徵的地域的敬意。普魯士的德文名稱為“Preuβen”，源於古普魯士語“Prūsa”。出乎很多人預料的是，古普魯士人是生活在現今波蘭東北部、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的一個部族，原本與“日耳曼”一詞中的任何定義都毫無糾葛。13世紀後，條頓騎士團東征期間征服了這一波羅的海部族，這才開始了當地人“德國化”的過程。古普魯士語的興衰見證了當地原住民的命運。有學者考證，在1400年左右，普魯士原住民仍有10萬人，約占普魯士總人口的一半；16世紀後，日耳曼人的數量超過原住民；18世紀，古普魯士語滅絕，當地至少在語言上被徹底“德國化”。由於條頓騎士團的“十字軍”性質，普魯士最初名義上屬於教皇領地。波蘭在近代的遭遇總令人想到“被侵凌與凌辱的”之類，然而在15世紀末條頓騎士團式微後，波蘭卻是普魯士的宗主國。這種狀況持續了近200年，直至“大選帝侯”（Der Groβe Kurfürst）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出現，才開始了普魯士由霍亨斯陶芬王朝（Hohenstaufen）到霍亨索倫王朝的一系列質變。腓特烈·威廉的兒子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Ⅲ）支持神聖羅馬帝國向法國宣戰，由此獲得了進入帝國的門票並從此晉級為“王國”。腓特烈三世將自己的封號“歸零”為“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Ⅰ），他的孫子是未來的“腓特烈大帝”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Ⅱ von Preuβen，der Groβe），腓特烈一世的兒子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Ⅰ）迎娶了漢諾威選帝侯、也即日後的英國國王喬治一世唯一的女兒；英王喬治一世原本的名字是很德國的“格奧爾格一世·路德維希”（Georg Ⅰ Ludwig），近代德國與英國形成“天然聯盟”的可能性事實上源自於此。
勃蘭登堡門（Brandenburger Tor）如今被視為德國的象徵，而“勃蘭登堡選帝侯”一直是普魯士的國王們“發跡”前的封號，這座凱旋門原本是為紀念普魯士的崛起而建。腓特烈大帝的偉業確保普魯士成為拿破侖為德國重新規劃版圖時受益最大的一個，普魯士的士兵也逐漸擁有“全日耳曼最優秀的士兵”的聲譽，而這一切的開始似乎只是基於腓特烈·威廉一世一個“軍事遊戲”式的夢想：他努力把全歐洲的“大個子”都高價招募到自己的兵營裡來。時至這個不擅長起名字的家族中的威廉一世（Wilhelm Ⅰ）在俾斯麥的輔佐下成為德意志第二帝國的皇帝，再次統一的德國已經只能唯普魯士馬首是瞻。於是，在德語地區，柏林開始取代維也納的地位，而後者曾經被歌德稱為“德意志帝國的首都”。這一改變即將完全改變後人對德國人的印象。曾有文字將這兩座城市比作兩位風格迥異的婦女：一個是頭腦清醒、自覺遵守社會義務、井井有條的家庭主婦；另一個是熱情、好客、一半時間都花在打扮自己並款待愛慕者們的年輕少婦。至於俾斯麥，路德維希認為他是德國人中難得的內心具有“強大安全感”的一位。俾斯麥在出任“帝國總理”前曾任駐法大使，正是他以“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這個歐洲特有的古老借口迫使法皇拿破侖三世（Napoleon Ⅲ）對普宣戰，以此擺脫法國對德國南部的控制，其結果就是後人課本中都德的《最後一課》，以及威廉一世在凡爾賽宮中的加冕。從後來兩次大戰中對投降條約簽約地的執著上看，“普魯士”的存在給法國和德國都留下了某些心理陰影，而且法國的部分還草蛇灰線地延續到它千里之外的海外領地塔西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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