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的歐洲夢
如同法語一樣，以類似“Allemagne”的詞語來暗示自己對這個地域居民的忐忑心理的是剩餘三類“德國”名稱中的大多數。斯拉夫地區的“Niemcy”等變形源自早期斯拉夫語（Protoslavic）中的“němьcь”，意為“異族”。這個詞的本意原為“啞的”、“沉默的”，引申為“不會講我們的語言的異族”，恰似古希臘語中對於“蠻族”（barbaros）的定義。相對應的是“斯拉夫”（Slav）的語源“slovo”，本意為“文字”或“語言”。最初“němьcь”可能意指包括德國在內的所有“異族”，後來限定為單獨指代德國。如今俄語中的“德國的（Немецкий）”基於類似的起源，但名詞“德國”卻使用了“日耳曼化”的“Германия”，頗令人想起原本出身普魯士的葉卡捷琳娜大帝的遺風。以立陶宛語言學家布賈（Kazimieras Būga）為代表的學者認為，拉脫維亞與立陶宛語言中對德國的稱謂基於公元6世紀前後活躍的一支名為“Vagoths”的瑞典部落。因此這一地區對德國的命名是當年西波羅的海（West Baltic）部族將日耳曼人視為維京人（Viking）的結果，至於含意則同樣可以歸結於“不會說我們的語言”的原則。從後來的一些史實看，立陶宛的居民應該對西邊的至少部分鄰居略微抱些好感。在對抗波蘭的起義中，普魯士曾經獲得過立陶宛大公的幫助。另一方面，有立陶宛歷史學家指出：正是普魯士對條頓騎士團的激烈抵抗為新生的立陶宛國家贏得了時間，使其得以成熟並穩固根基，並因此才能以最小的領土損失的代價經受住百年的十字軍侵擾，在立陶宛語稱之為“加基里斯之戰”（Zalgirio mūsis）、德語稱之為“坦能堡鄰近地區之戰”（Schlacht bei Tannenberg）大勝後國力達到巔峰。至於芬蘭、愛沙尼亞等地的“Saksa”、“Saksamaa”一類命名可以追溯至原始日耳曼語（Proto－Germanic）中對於來自薩克森（Saxon）的那些部落的稱呼。“Saxon”可能意指“帶刀的戰士”，或是“斧劈”，即易北河（Elbe）與威悉河（Weser）河水“劈”出的峽穀，而這一地區正是羅馬人心目中最“正統”也最野蠻的日耳曼部落的栖居地。在北歐各地，源自“saxon”的詞語逐漸將含意擴展，直至用來代表包括昔日的薩克森部落在內的整個現今意義上的德國與德國人。對於熱熱鬧鬧地活躍在自己身邊的這個漢莎同盟的倡導者與中堅力量，北歐諸國在拼讀“Saksa”這樣的音節時理應多少也懷有些類似處理“Hansa”時的敬意。何況諸如愛沙尼亞還曾經是同盟的成員，他們的心態本應與被漢莎同盟的盟友條頓騎士團進攻過的北波羅的海地區有所差異。
被歐洲各種語言以程度不同的不信任眼光圍觀的德國卻有著一個始終不曾放棄的歐洲夢。當年對漢莎同盟的執著相形之下不過是一次局部的試點。在不太習慣皇權的現代人看來，查理五世（Charles Ⅴ）的正式頭銜簡直就像是一份歐洲地圖索引。雖然他是最後一個在羅馬加冕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而且帝國此後不久江河日下，但他一人獨占的歐洲三大王室的王位繼承權卻使他得以將西班牙、意大利與德奧連為一體，整個帝國幾乎囊括整個歐洲，只是如同至今還經常發生那樣：唯一的例外是法國。查理五世開創了未來即將糾結在歷代德國君主心中的夢想，但他自己的德國血統卻並不純粹。他的姓名“查理”在正式頭銜裡需要用西班牙語、荷蘭語、德語、意大利語、法語五種語言誦讀，史稱“查理”只是簡化統一為英語的結果，因為他的具體國籍很難說明，堪稱歐洲王室萬花筒式聯姻早期造就的奇葩。查理五世身兼當時歐洲橫跨德、法、西的三大王室的繼承權。從父方來看，他是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一員而且擁有勃艮第的領地，但他的母親是西班牙人。他實際出生在弗蘭德斯，也即現今比利時、盧森堡、荷蘭和法國的北部－加來海峽大區一帶。西班牙是他的帝國的核心，但他在西班牙卻經常感到自己是個外來者；他的母語是法語，然而勃艮第以外的法國正是他終生的政敵。除母語外，據說他可以流利使用德語、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有軼聞說他曾經開玩笑：“我對上帝說西班牙語，對女人說意大利語、對男人說法語、對我的馬說德語。”這或許表明了這個擁有幾乎全歐洲的君主對德國的看法，但這則笑話也有史學家認為實際上是200多年後的腓特烈大帝說的，對於後者來說，“馬”可絕對不是一個貶義詞。
查理五世夢想在歐洲建立一個統一的“世界天主教帝國”，與他同時代的路德同樣希望以德語將天堂引至人間，然而兩人水火不容，最後導致了德國的農民起義。時至腓特烈大帝時代，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克花園（Forum Fridericianum）裡，新教教堂已經和天主教教堂並排而立。與奔波在西班牙與德奧之間的查理五世完全不同，腓特烈大帝幾乎從來沒有離開過普魯士，但他在語言上把自己武裝成了一個合格的歐洲人，除了母語德語，腓特烈大帝還會說法語、英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意大利語，可以聽明白拉丁語、古希臘語、現代希臘語以及還有希伯來語，晚年時又去學習了斯拉夫語和巴斯克語。關於“馬”的笑話確實也可以搬到他的身上，但這位以“戰神”的形象留存青史的皇帝心目中的“馬”顯然是戰馬。相隔近一個世紀的俾斯麥幾乎可以算是腓特烈大帝的精神繼承者，他終於以普魯士為核心實現了“大德國解決方案”。當他極具戰略眼光地止步於奧地利邊境、回望法國時，他心中某個不為人知之處肯定銘刻著：“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曾有這樣的豪言壯語：“我並不僅關心我自己的祖國或任何一個其他國家，我的目標是造福全人類。”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德國式的對於歐洲統一的執著有時會體現為嚴苛的自責。尼采就曾憤慨：“日耳曼人是一群掉了隊的人，他們打亂了歐洲文化的偉大進程。俾斯麥和路德是例外。甚至在拿破侖（唯一被認為有足夠的力量擔當此任的人）企圖把歐洲建設為國家的社會時，德國人以他們的‘解放戰爭’打亂了一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果未決的戰場外，德國作家路德維希甚至也在惦念歐洲的統一，他將查理五世追求歐洲統一的努力稱為悲壯程度上堪比“路德主義”的一場悲劇，認為歐洲統一“在10世紀這個夢想是可能實現的，在16世紀不可能，而現在到了20世紀卻再次有可能實現”。在1946年丘吉爾提出“歐羅巴合眾國”之前就做出這樣的預言，還真得需要些純德國式的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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