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式文化定義
“11月9日”似乎是一個對於德國來說有些宿命的日期，仿佛滿月效應一樣，歷史上好幾件帶有純德國式理智或瘋狂的事件都出現在這一天。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事件爆發，納粹德國開始屠殺猶太人。1918年11月9日，德國末代皇帝威廉二世退位。據說德皇退位數年後曾發生這樣一件事：一位普魯士親王將他的房產家具拍賣，其中有腓特烈大帝用過的一支長笛，於是一群波茨坦的軍官決意為霍亨索倫王朝保存下這一遺物。其中一名軍官對親王說：“我們不能讓這件寶物落入世俗之輩手中，我們應該在我們偉大國王的長笛前立正致敬。”
腓特烈大帝和他著名的長笛確實是一對頗令人矚目的組合。無論歐洲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語言對於德國與德國人都有什麼竊竊私語，有一點是共同認可的：無論“德國”二字意味過什麼，它絕對意味著音樂。“音樂使我產生兩種情緒：戰爭和田園風光。”出自俾斯麥之口的這句名言帶有德國式的鐵血味道。與德國相關的音樂段子永遠層出不窮，雖然有些在當時看來也許並不好笑。柏林的社會學教授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在《德國歷史中的文化誘惑》（The Seduction of Culture in German History）中就記載了他父親在“二戰”臨近尾聲期間經歷的一件真事。盟軍對德國的轟炸已經全面開始，德國的空防部隊越來越難以確定轟炸機的行程與目標，戰鬥機飛行員只能在空中依靠地面偵察站提供的蛛絲馬跡自行判斷。1945年2月13日，勒佩尼斯父親駕駛的戰鬥機上突然收到地面偵察站發來理查·施特勞斯的《玫瑰騎士》中的一段華爾茲舞曲，飛機上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戰士很快明白了轟炸的目標，飛往歌劇故事的發生地維也納。然而飛到中途他們越來越疑惑，之後機槍手想起來德累斯頓才是真正的目標：這是《玫瑰騎士》首演的城市。“於是他們飛回德累斯頓，去阻止他們不可能再阻止的事情。”——1945年2月13日，盟軍飛機開始轟炸德國的德累斯頓，第一次空襲有400多架飛機參加。
勒佩尼斯說，他的另一個作家朋友曾告訴他：“恰恰在達姆施塔特（Darmstadt）遭受毀滅性的空襲前，收音機裡播放了理查·施特勞斯的《魔幻音程之舞》中的一些選段，這些音樂優雅動聽，好像來自精美的洛可可世界。”諸如這般口味的笑話在另一些國家或地區也許會顯得不可思議，但在德國卻顯得並無不和諧。路德維希將德國人與藝術特別是音樂之間格外密切的關係做過這樣的歸結：“對於永遠也不會成為信念的無窮世界的追求，以及思想從邏輯、清醒到神秘、不可知的不斷變化飛躍，這是德國人在思考問題和驅除心魔時兩股勢均力敵的力量。它們構成了德國人的內心世界，這股力量對外驅使他們統治世界，對內則誘使他們轉向音樂。”
路德維希認為，巴赫和舒伯特代表了德國人性格的兩個對立方向：“巴赫把音樂和浮士德的追究精神結合起來，而舒伯特則重幻想。”在巴赫的天籟與舒伯特的樹林泉木之外，路德維希也著重提到了德國人對於鬼怪故事的偏愛：“在德國的喜劇和話劇中，經常可以看到描寫陰間地獄的故事，這是德國人非常喜聞樂見的題材。”一個可以將格呂內瓦爾德（Matthias Grünewald）陰慘的伊森赫姆祭壇畫（Der Isenheimer Altar）視為堪與米開朗琪羅的西斯廷壁畫媲美的民族確實會在審美上有些重口味，即便平和開朗如荷爾拜因（Holbein Hans），也間或會在《兩使節》（Die Gesandten）這樣的作品中橫空畫上一個神秘莫測的骷髏頭。德國浪漫派重要成員之一阿爾尼姆（Ludwig Achim von Arnim）提出的“草莓”比喻其實比諾瓦利斯（Novalis）的“藍花”意象更符合德國式的浪漫：“我對那些已經采到的草莓早已經忘卻，但那些我至今尚未發現的卻一直在我的內心燃燒。”德國和它的其他藝術一樣廣為人知的玩具熊文化似乎也以一種更為質樸的方式驗證了路德維希的“雙重性格理論”。在玩具史上，玩具熊首先是作為一種格外特別的撫慰玩具出現的，用以安慰身體或心靈上受傷的孩子，緣由是19世紀前在歐洲、特別是中歐與東歐經常有街頭馴熊藝人，在棍棒與呵斥下竭力完成自己的舞步的棕熊已然成為帶有悲壯意味的象徵符號。柏林以熊為市徽，對於這座既擁有凱旋門又曾被夷平的城市來說別具德國式的宿命意味。路德維希堅信：“從信念到疑慮到人的本身，《浮士德》恰恰反映了德國人的全部希望。”在《浮士德》的一個早期版本中，記載浮士德死時留下了這樣的遺言：“我死了，我是一個壞基督徒，我同時也是一個好基督徒。”路德以類似的語言寫下自己的遺言：“天上，人間，地獄，無處不曉。”200年後的歌德同樣自稱：“既善且惡，恰似自然。”
路德維希的弗羅茨瓦夫同鄉、比他小17歲的德國社會學家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在他1939年的成名作《文明的進程》（über den Prozeβ der Zivilisation）中以略少些詩意的語言進一步發展了路德維希的“雙重性格”理論，認為籠罩在德國整個社會中的對文化的“引以為豪、沾沾自喜”是以德國人不由自主要將“文明（Zivilisation）”與“文化（Kultur）”區分開來的意向為特點的：“在德語用法中，‘文明’指的是有真正用途的事物，但無論如何，這種用途的價值只能屈居第二，它只是由人類的外部表現和人類生存狀態的表象組成的。最令德國人引以為豪的、用以闡釋他們自身成就與自身存在狀態的詞匯則是‘文化’。法語和英語中的文化概念也能指涉政治和經濟、技術和運動、道德與社會現實，德國的‘文化’概念則在本質上指向思想、藝術和宗教，而且有一種傾向，就是在這類事物和另一類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之間劃出明確的分界線。”
《德國人》中就用德國的“文明”技術性地衡量了它的“文化”：“德國的書籍和刊物的產量（也即德國智慧的結晶）總是在德國國家權力衰微破落時激增，而在權力日益興起時下降。1805年，在拿破侖壓制下的德國出版了4081部書，而1813年，從拿破侖桎梏下解放出來的那一年，僅出版了2233部書。此後整個國家不斷分裂，知識分子的生活動蕩不安，直到1843年出版的書籍不下於13664部。1872年，德國取得巨大勝利，實現了統一，是年書籍出版下降到11177部。即使如此，至今德國也是書籍出版記錄保持者。”這顯然是一種只有古登堡的後代才能想到評判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路德維希以記者的身份前往德國。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曾經於1943至1944年從魏瑪（Weimar）失蹤的歌德與席勒的棺椁重現天日。戰後路德維希返回瑞士，1948年死在擁有悠久歷史與音樂傳統的瑞士小城阿斯科納（Ascona）近郊，完成了他作為一個寫者對於德語的回歸。路德維希在《德國人》中的文字衡量方法其實也可以反過來應用：無論德國有多少個名稱，能用來衡量它的“文明”的重要砝碼之一依然是它的“文化”。雖然德意志本身難以定義，以德語為根基的這種文化終究會說服人們相信：不管有多少名牌工廠店，只要還有以書籍印刷量衡量德意志精神的尺度的人存在，德國的精神就會以某種科隆教堂式的當量存在，而不只是縮減為教堂隔壁的某種香水。
（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作者：王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