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報：這本書和《白崇禧將軍身影集》不同的是，你是和廖彥博一起合作的，主要的部分由他書寫，而您則負責與一些當事人的口述部分。
白先勇：雖然我因為撰寫父親傳記，涉獵過不少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書籍，但我本身未受過史學訓練，搜集資料，取舍分析，對我來說，是一件吃重而不討好的工作。幸虧我找到合作對象，青年歷史學者廖彥博。他這篇長達160餘頁的論文，考核翔實，觀照全面，是迄今為止對父親來台宣慰這段關鍵歷史最完整的一則文獻。
書中第二部分是口述訪問，由我親自主導。我一共訪問了六位人士，六位受訪者從各種角度切入，讓父親宣慰台灣這段歷史不僅只存於文獻記載，也存在人們的記憶中。印象最深的比如蕭錦文，他已經被推到大卡車上，往刑場槍決。可是卡車走到一半，又折回頭，返警察局，放回地下室，逃過一劫。蕭錦文後來出獄後，舅舅鄧社長告知，是父親那道“禁止濫殺，公開審判”的命令，千鈞一發，及時趕到，救了他一命。我訪問蕭錦文時，他已88歲，提到這段往事，仍十分激動，他緊握住我的手，顫聲說道：“是你父親那道命令，讓我多活了66年！”
北青報：改變寫作的方式是不是您從《白崇禧將軍身影集》就感覺到了一種歷史寫作的困境？事實上那本書出來以後，也有讀者有一些不同意見，認為有些“文過飾非，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
白先勇：很多人說我為我父親講話，我不為我父親講話，我為誰講話？很多事情他不曉得跟我講了多少次，我知道他的看法。當然其中必然有個人的看法，但都是憑史料，沒做過的事情我不會講，尤其這本書，在台灣非常敏感。
北青報：作為一個父親，他到底是一個什麼形象呢？
白先勇：我父親雖然很威嚴，但他能夠講理，你可以說服他。當初我從台灣成功大學水利系考台大外文系的時候，當時家長肯定不會同意的，會被罵死的，但我父親沒有生氣。人各有志嘛，他年輕時不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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