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晨報：這樣的現象正常嗎？
喬新生：這是一個過渡時代，不論是傳統的節日文化，還是舶來的節日文化，最終無非是兩種結果，有的如潮起潮落，過後毫無影響。有的風過留痕，印刻在社會文化當中。比如說日本，東京街頭既有現代化的車水馬龍，又有非常傳統的文化活動。作為多元社會中不同的文化，並行而不悖。
被割裂的文化
這種政治化的節日，強化了政治色彩，但也使得社會中的個人失去了私屬空間，在國家掌握一切資源的環境下，很難產生節日本身的文化。
北京晨報：為什麼我們的傳統節日文化保留起來如此艱難呢？
喬新生：其實不論是外來的節日，還是本土的傳統節日，節日本身都和一個地區、民族的歷史文化有著根本的聯繫，比如西方的複活節、聖誕節，都是和宗教文化有關的，我們亦是如此，比如七夕的鵲橋會。問題在於，自從“五四”以來的一百多年時間裡，我們節日和文化之間的關係被割裂了。
北京晨報：這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喬新生：我們的節日，有很多本身就是政治化的節日，比如國慶、勞動節等，同時也有一部分傳統節日被政治化改造了，比如春節。過去曾經提倡過過革命化的春節，大年三十不放假，我們那時候最怕過革命化的春節，因為那天父母都要去上班，不能在家。這種政治化的節日，強化了政治色彩，但也使得社會中的個人失去了私屬空間，在國家掌握一切資源的環境下，很難產生節日本身的文化。從文化主體上講，它們其實是國家的節日，而非每一個人的節日。個人的主導權太少，自然會產生逆反，國家節日不去過，反而去過那些崇尚個人的西方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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