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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民們當年的鬥笠和漁網。 |
從逃港到回村
1982年搬到二層小洋樓這一次，已是鄧錦輝第二次搬家了。
1957年，鄧錦輝在深圳河畔呱呱墜地，他的第一個家是一間水草寮棚，竹竿搭成墻壁，茅草鋪成屋頂，勉強遮風擋雨。
即便如此，他也比父輩們要幸運許多。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一些東莞的漁民順東江而下，發現深圳河水清魚肥，便陸續在此安家。最初的住所就是漁船。鄧錦輝聽父輩講，一條1.5米寬的舊舢板船，一家幾口人吃睡都在船上。廣東話把這種以船為家、飄零水面的人戲稱為“水流柴”。
解放後，漁民上了岸，建起水草寮棚。鄧錦輝五六歲時，第一次搬家，是搬進土墻瓦房。他還記得，不到20平米的土房裡，只有兩張床，擠著他們兄弟姊妹5人和父母，後來實在住不下了，他就跑到村裡大隊部“蹭”睡。
上岸後的漁民村人漁農並舉，生活本可以自足，但接二連三的“反右”、人民公社化、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等，讓漁民村人始終在溫飽線上掙扎。
與此同時，一河之隔的香港正經歷高速騰飛。一條深圳河，成為貧窮與富裕的巨大溝壑。食不果腹的人們選擇“用腳投票”，當地曾先後四次發生逃港潮。
港商劉起棠本是廣東佛山人，是當年逃港潮中的一員。他自述家裡成分不好、日子難過，便逃去香港在廟街賣服裝。
然而，小平的到來讓漁民村名聲大噪，吸引了港商前來投資。小平來後的第二年，劉起棠來到漁民村，合資建立服裝廠。
“深圳勞動力便宜，租金便宜，市場龐大”，劉起棠說，“廣東人用腳投票，我們感覺香港好，就走到香港去；改革開放了，這裡容易掙錢了，腳就走回來了。”
“城中村”變成城市住宅
鄧錦輝的小洋樓住了10年，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他第三次搬家了。
隨著深圳的快速發展，大量外地人湧入，引爆了租房市場。像漁民村一樣的村子紛紛把房子加高、拓寬、打隔斷，租給外地人。鄧錦輝家甚至在樓前花園上也蓋起了樓房，房子從2層加蓋到6層，最多的時候有30多套房子同時出租。
“那時候外地人太多了，一個房間都炒到2000塊錢。”鄧錦輝說，除了內地來的打工仔，還有很多香港人也來漁民村租房，“香港的房子太貴，漁民村相對便宜多了。”
等家家戶戶都加蓋到五六層的時候，原本的地基承受不住了，違建樓宇開始傾斜，成了“握手樓”甚至“親嘴樓”、“擁抱樓”，存在著嚴重的安全隱患。鄧志標說，當時每戶屋外還有化糞池，“那個空氣，整個漁民村都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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