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的一天，我從重慶紅岩八路軍辦事處走到化龍橋搭公共汽車進城，一上車就看到在車尾角角裡坐著張國燾，戴了一副黑框的眼鏡，穿著一件黃色風衣。我開始以為看錯了，但越看越像，沒錯。這趟車是從磁器口開到重慶市區的，大概是對特務們講完課後回到軍統去的。我心裡暗自好笑。想起張國燾在四方面軍當“張主席”時，從不走路，總是騎馬。長征過草地時，還是一人兩匹好馬換著騎，兩匹大騾子給他馱衣服、被褥和食品。到了延安，雖然還沒有小轎車（當時只一輛華僑送的救護車供毛主席專用），但也同朱總司令、林伯渠主席一樣，可以坐在卡車前頭去開會，是當時的最高待遇了。而現在居然和我這個小幹部一樣搭破爛的公共汽車了。
在重慶期間，張國燾還通過同鄉甘家馨的關係，認識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朱家驊。經朱家驊推薦，張國燾被聘為“對共鬥爭設計委員會”的中將設計委員兼主任秘書。張國燾無功受封，引起特務們的嫉妒和不滿。張國燾在這裡仍是沒有太多的事可幹，他曾無可奈何地感嘆：我“無計可設，無公可辦，每日去坐一二小時，頗感無聊”。
有一次，朱家驊要張國燾轉交給此時掙扎於貧病交加之中的陳獨秀一張5000元的支票。對於這筆在當時是數目相當可觀的款子，陳獨秀拒絕接受，托人退還給了張國燾。對此，張國燾也無可奈何。
張國燾越來越沒有多大用處了。1940年底，蔣介石安排張國燾任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共中央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多次指示在重慶的周恩來提出交涉，要求取消張國燾的參政員資格，否則，中共參政員將不出席會議；如國民黨方面尚願顧全國共合作，“可令張國燾自動撤銷參政員”。12月7日，周恩來致函張衝，要他代向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王世傑聲明，中共不同意張國燾和葉青出席國民參政會，並將意見轉達蔣介石。由於蔣介石的堅持，1941年3月第二屆國民參政會開會時，張國燾仍被安排參加會議，當了參政員。後來，張國燾又連續擔任了第三、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由於他是中共的叛徒，為一些參政員所不齒。遇有共產黨的參政員，他總是躲避一邊。因此，他在參政會裡也沒有什麼作用，“無政可參”。
1945年5月，在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張國燾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8月，在日本投降前夕，蔣介石召見張國燾，讓他草擬一個管理全國糧食和一般物價的方案。張國燾到處搜集材料，連熬幾夜，寫出一份洋洋萬言的方案。送給蔣介石後，就沒有下文了。
戴笠乘坐的飛機機毀人亡 張國燾另謀出路
1946年3月，戴笠乘坐的飛機撞在南京附近的江寧縣板橋鎮戴山，機毀人亡，軍統也準備改組裁員。不久，軍統改為國防部保密局，張國燾也趁機另謀出路。他通過同鄉、時任國民黨中央設計局局長的熊式輝，向國民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署長蔣廷黻推薦，當上了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和江西省臨時參議會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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