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一上任，就受到了江西省主席王陵基的排擠。原來，當年張國燾率紅四方面軍入川時，曾與田頌堯、王陵基交戰川北。田、王損失慘重，大敗而逃。王陵基因此被劉湘撤職，拘禁數月。如今，張國燾雖然脫離了共產黨，但王陵基舊恨難消。於是，他讓部下對張國燾冷嘲熱諷，蓄意刁難。不久，張國燾不得不離開江西，避居上海。
張國燾在上海閑居了將近兩年。在這兩年中，中國的政治軍事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後，經過1年的作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不僅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進攻，而且從1947年7月開始，轉入了戰略進攻，將戰爭引向了國民黨統治區域。與此同時，在國民黨統治區也興起了廣泛的學生運動和人民運動，形成了反對國民黨統治的第二條戰線。南京國民黨政權已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1948年6月，不甘寂寞的張國燾籌集了約一百二十兩黃金的經費，在上海施高德路辦起了一個創進周刊社，出版《創進》周刊。這個周刊社的成員是臨時凑起來的，總編輯是鄭學稼。開始，《創進》周刊並沒有受到國民黨的重視，所用紙張都是以市價購進。按照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規定，凡從事反共宣傳的報紙雜誌，按月分配官價紙張。後來，張國燾托人向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黃少穀說情，《創進》周刊社才得以配給官價紙張。
《創進》在代發刊詞中，以貌似公正的面目出現，標榜自己是講“老實話”的，但在實際上，它不過是為國民黨捧場和進行反共宣傳的工具。
面對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政治、軍事危機，《創進》周刊發表文章，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人物出來挽救危機。在一篇題為《門神救國論》的文章中，把蔣介石發動內戰比做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農民政權，鼓吹：“只要有一個像曾國藩那樣氣魄與做法的人，出面號召，決定可以完成救國使命的。”文章甚至說：誰能充當“現代的曾國藩”，“誰就是現代中國的救世主”。文章把希望寄托在蔣介石之子蔣經國身上，吹捧說：“近來蔣經國在上海執行新經濟政策，有聲有色，人人喝彩。”“現實環境正需要這類人，才能有所作為。”蔣經國對於“戡亂建國大業，已然可以勝任愉快的”。
《創進》周刊發表的一些文章，把造成全國危機四伏、民不聊生的原因，歸罪於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大量的攻擊。文章誣蔑中國共產黨“為了奪取政權”，“毫無道德倫理和國家存亡的顧忌”，“更不惜以百姓為芻狗”，“二十年來的悠長歲月之中，共黨浸沉於殘殺破壞擾亂之中”，“假定共黨‘武裝革命’成功，繼軍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種獨裁政治無疑”。“中國共產黨無論標尚何種理想目的，他們所採取的手段則是有害而可怕的”，“一方面大有利於俄國人向東亞的發展，大有害於中國民族底獨立和生存；在另一方面激烈地擾亂社會底秩序，嚴重地戕害國民經濟生活。”在對中國共產黨竭盡誣蔑之後，《創進》周刊的文章叫嚷：“根據這些理由，共黨的暴亂是必須遏止的”，必須“戡亂”。當人民解放軍與國民黨軍隊進行戰略決戰的時候，《創進》周刊仍在吹噓國民黨軍隊，說：“中共軍事力量雖日在進展中，但中共若想進行一次嚴重的陣地戰，政府還是能夠抵擋，而且還是能夠勝利的。不管政府軍隊中有何種的弱點，但它至今尚未最終失去這個能力。”
但是，戰局的發展卻不像《創進》周刊的文章所說的那樣，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人民解放軍基本上消滅了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國民黨的統治大勢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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