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餘論
個人認為，2008年以來兩岸兩會簽署的包括ECFA在內的19個“協議”，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階段性成果，也確實為和平發展的鞏固、深化創造了空間，提供了條件，但這並等同於、也不能代替“和平協議”。“和平協議是兩岸和平的制度化保障，通過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在台灣海峽兩岸建立雙方政治行為與軍事行為的準則，從法律上和道義上約束雙方恪守維護台海和平的行為規範，共同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成果”。[37]只有通過簽署兩岸和平協議，才能確保兩岸關係長期、穩定的和平發展，也是海峽兩岸尤其是台灣社會、經濟、文化持續繁榮的必備條件。
事實上，馬英九及其執政團隊對此心知肚明。2011年10月19日，台“總統府”發言人范姜泰基曾表示，“和平協議是政治性議題，無法跟經濟性議題混為一談，重要性、影響性都無法相比”。[38]這已經很清楚地說明了“和平協議”與此前所簽“協議”確實不同。
2008年3月國民黨重新在台灣執政以來，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迎來了重大歷史機遇期，兩岸關係進入一個比較穩定的和平發展階段。不過，這個和平發展階段，是因為台灣“政黨輪替”、國民黨重新執政而出現的，也很可能因為台灣再次“政黨輪替”而失去。因此，可以說，在當前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態勢背後，存在“兩岸關係是否可以長期、穩定和平發展”的隱憂，兩岸關係依然處於“低度和平”階段。為了讓兩岸關係從“低度和平”階段升級到“中度和平”階段[39]，商簽“和平協議”是兩岸必然的路徑選擇。
誠然，兩岸和平協議商簽工作，會受到島內外各種因素的干擾，但也具備相當的基礎。或許，如台“國安會”前秘書長、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蘇起所說的那樣，“兩岸任何協商‘是有過程的‘，和平協議也是如此，需要’有商有量，循序漸進’”[40]。
兩岸和平協議的談判和簽署過程將是兩岸政治分歧的衝突、磨合、妥協的過程，談判的時機、主體、地點、程序、內容以及簽署的形式、生效的方式等等，都將是海峽兩岸不斷溝通、折衝、博弈的結果。兩岸政治談判難免面對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等重要問題，更加要求兩岸雙方必須有充分的善意和足夠的耐心，才能達成共識。因此，兩岸和平協議的商簽，艱巨複雜，任重道遠。[41]
2012年3月10日，時任海協會長的陳雲林先生對兩岸和平協議簽訂的時機表示，“大陸的態度很明確，但很多事需要雙方協商。若雙方感到時機、條件成熟時，‘我們就應該努力地去推動它’”。[42]
陳雲林會長的講話，一方面顯示了大陸的信心：大陸有足夠的信心和耐心等待、配合、接觸、協商；另一方面也表達了大陸的期待：希望兩岸抓住歷史的窗口期，為“兩岸和平協議”的商簽不斷創造條件，積極推動“兩岸和平協議”商簽的各項條件走向成熟。
個人頗為贊同台灣政治大學原校長、前“陸委會主委”張京育先生的呼籲，“二十一世紀台海兩岸關係，長期和平的建構，取決於政治家是否具有悲天憫人，以天下蒼生為念的道德情操與志業抱負。在政治家身上，我們更希望他們展現廣闊的胸襟多於計算與權謀，正直壓倒權術，心中只有人民，乃至全人類的福祉，而不是個人、黨派或政權的權力與利益。兩岸和平協議的磋商及其執行，將是雙方當局與民間社會要共同承擔的責任”。[43]
兩岸政治人物應該站在相當的戰略高度，運用聰明才智和氣魄膽識，打破“兩岸關係緊張‘和平協議’無法簽，兩岸關係和緩‘和平協議’不想簽”的矛盾與怪圈，促成“兩岸和平協議”商簽的時機早日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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