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兩岸民主和平論”下政治互動的機制建設
首先，雙方應各自展開並強化內部立法，穩固既有“一中”框架確立兩岸特殊的關係，或者建立起默契，在維持內部法的自主性的同時，不觸動對方的底線，正如吳伯雄所言，“兩岸各自的法律、體制都實行一個中國原則，都用一個中國框架定位兩岸關係，而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在雙方未能就“一個中國”內涵達成一致的階段，應先以各自內部立法來確認並維護“一中”框架，並在自己管轄範圍內以“特殊國內法”來管理相應的兩岸關係。
其次，雙方共同努力，探討兩岸政治關係的分歧點，建立兩岸政治分歧列表，將兩岸僵局解決的方式從強制關係轉換為論證關係。兩岸政界與民間尤其是學界可以就雙方存在哪些爭議點、分歧展開討論，不先求在分歧的解決方案上尋求共識，而是先就兩岸存在哪些分歧這一問題達成共識，並盡可能地就各種分歧之間的內在關聯、先後順序、優先性等取得共同認知，兩岸在“九二共識”上的精神值得繼續發揚，兩岸在彼此對“一個中國”內涵作為分歧的標的存有共識。只有發現問題，確立起解決問題的標的，才有可能較為順利地解決歧異，才有可能由“求同存異”到“存異求同”再到“化異求同”。
第三，構建兩岸聯合事務協調機制，推動兩岸由溝通、協商到共同決策，落實兩岸間“協合式民主”下的兩岸權力分享和台灣在兩岸聯合事務上的否決權。當前兩岸政府授權機構“兩會”發揮了重要的協調、溝通乃至監督功能，為因應日益繁複的兩岸事務需要，未來可以在更多各領域建立起功能性的兩岸事務協調委員會等，容納學界、業界及政界的代表，可以提供客觀理性的咨詢建議，充分暢達地反應民間訴求，甚至能夠融入兩岸事務的政治決策體系。雙方成員或代表各半，可以通過委托、薦任、推選等多種方式產生，經由協商達成“合意”。
第四，鼓勵和推動兩岸功能性、行政性事務及組織的協商、對接乃至一體化。張亞中教授曾從“憲法”層面進行兩岸的“屋頂”設計；許信良先生提倡兩岸可仿照歐洲議會共同組建“中國議會”，不僅能強化“一中框架”，還確保不改變“台灣現狀”，認為“‘中國議會’是現階段最有效解決雙方矛盾的具體主張”；楊開煌教授主張，兩岸應在功能性、行政性層面對接。這些創見十分新穎，筆者認為，互動架構的設計應是立足現實，充實並穩固“一個中國”框架，相對而言，兩岸在功能性、行政性領域的對接更為可行，當前透過兩岸“白手套”，相關部委、職能部門經由協商、對接並達成有約束力的協議，即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模式。
第五，兩岸應在異質性結構外開拓新的互動場域，兩岸可以共同確認與兩岸相關的國際共同事務，分析兩岸所面臨的共同威脅和可能的兩岸合作機遇，拓展異質性之外的增長空間，相對而言，在新領域內較易達成共識，並孕育出良性互動模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