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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琨 |
最重要的還是人和。我們外交的根基和基礎還是習近平主席在周邊外交會議上提出的命運共同體戰略思想，這是對我國平等合作、互利共贏戰略思想的一個昇華。無論對於鞏固我國周邊還是進一步塑造周邊環境，鞏固戰略支點和命運共同體都是我們要好好研究的問題，這也是我們最大的優勢。美國到亞太來不是來學雷鋒的，它在策略上有高明之處，但歸根到底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能不能順天時的問題，實際就是發展問題、就業問題、福利問題，這才是要害。在這個最重要的領域我們一直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美國再平衡能解決當地的發展問題麼？它本質上還是確保自己的經濟主導地位，別人還是要吃虧的，像上世紀90年代後期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美國金融出危機、後果世界來承擔。所以說人間正道是滄桑，我們通過命運共同體和其他方面的合作，實現共同利益的發展，這一點我相信周邊國家和人民會看得很清楚，只要他們感受到了，就能落地生根，開花結果，至於高高在上的那些策略終歸是不能當飯吃的。修人和方面除了內部之外，我們的涉外機構和人員，一定要更加謙虛好學，工作要接地氣。人和是修出來的，容不得虛情假意和半心半意，必須真心實意，真積力久，以至自然而然展現大國的風度。無論如何我們的外交都是通過他們來體現的，要老老實實學老一代，在國內政府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對外也是一樣，根本目的和標準還是要為兩國人民做實事、辦好事，調研就要接地氣。
今後20年的周邊形勢，大國戰略競爭是一條線，和平發展與共同發展是另外一條線，中國處在這兩條經緯線的交叉點上。面對其他大國的戰略競爭，恐怕中國不爭也難。但說到底，爭是次要的，是戰術性的，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們的根本目的還是和平發展，我們把主要精力放在使自身更好、而不是使競爭對手更差上。順天時、用地利、修人和，是為了開拓一條和平發展和共同發展之路，使處於競爭與合作十字路口上的東亞和世界走向合作。
郭震遠：順天時，用地利，修人和，我覺得非常精彩。對於我們周邊外交政策，這是說到了核心問題，是對命運共同體具體的詮釋，怎麼樣才成為命運共同體，這三條概括的很精彩。
姚琨：中國的周邊輻射全球
周邊外交要深耕細作、綜合施策
2013年是中國周邊外交亮點紛呈的一年。新一任國家領導人開展了一系列的周邊外交實踐，並提出了很多外交理念，如“海上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互聯互通”、“命運共同體”等。中國在雙邊和多邊層面上都在發力，以主動塑造中國的周邊外交環境。
首先，涉及到中國周邊，我個人有三個判斷：
第一點，中國的周邊環境較為複雜。周邊既有眾多中小鄰國，也有美國、日本、俄羅斯、印度等新老大國；各國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發展水準各不相同，歷史遺留問題和熱點問題較多，政治互信相對不足，現實矛盾和利益衝突比較複雜。各大力量都在加大對周邊的投入，周邊因此進入了一個矛盾凸顯期。
第二點，周邊對我國的發展非常重要。周邊既是我國的戰略根基，也是我們對外戰略佈局調整的起點和落腳點。特別是金融危機以後，世界經濟和政治的中心都在加快向亞洲轉移，周邊成為大國博弈的最前沿。
第三點，周邊是個動態的範疇。周邊的範圍在不斷擴大，已經逐漸包括中東和大洋洲等地區。周邊的影響也在不斷擴大，亞太地區正在從一個區域性的亞太向一個全球性的亞太轉變。周邊輻射全球，全球性的力量和關注點都在彙集周邊。
其次，制約周邊環境的因素，我有幾點看法：
第一點是中國自身的發展，或者可以叫做“中國驅動”。以往我們多討論外部環境對中國的挑戰及如何應對，現在越來越多關注中國自身發展對外部環境的影響和衝擊。無論是從經濟總量，還是從國土面積來說，中國對外部世界特別是周邊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以至於現在中國經濟放緩，引發了周邊國家非常多的討論和關注。此外，中國國內的問題，台灣、西藏、新疆問題，都是中國要面對的問題，也會影響中國對周邊政策的調整。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海外利益保護問題。2013年表現的很突出，中國多起在海外的企業或者個人遭遇恐怖襲擊或者綁架。隨著中國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個人走出去，海外利益保護會成為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第二點是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2013年是美國國家信譽、軟實力遭受多重窘境的一年。比如說，國內兩黨內鬥不斷，引發政府關門的鬧劇；斯諾登事件，美國是失分的；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自設紅線，打與不打進退兩難；埃及問題上，美國也是比較尷尬的。但是美國重返亞太戰略是不大可能收縮的，甚至在某些地方會強化。這跟美國對它在全球所面對的最大挑戰的判斷有關。在它看來，最大挑戰來自於崛起大國，實際上就是中國。而且我們要看到，雖然美國的軟實力和國家信譽部分受挫，但美國超強的軍事優勢仍然無可置疑，而且它這個第一和後面梯隊拉開的距離是非常大的。
第三點是中日關係。談到中日，過去說“政冷經熱”，現在是“政冷經冷”。如果說2005年前後，中日關係不太好的時候，有企業界、商界的制約力量，以後這個力量逐漸減少的話，我們拿什麼來反制日本？不打經濟牌，我們還打什麼牌，這實際上是一個挑戰。從社會層面來分析，日本長期處在經濟低迷和國力衰退之中，右翼思想在一定意義上已經成為日本的精神鴉片。中國GDP超過日本，對日本的民眾心理衝擊非常之大，有人比喻說就像是原子彈爆炸了一樣。所以，對華強硬成了現在安倍政權手中為數不多而且必須要打的一張牌。中日問題是未來需要重點關注的一個問題。
第四點是周邊國家民主化。美國強勢重返亞太有兩個依託，一是軍事優勢，而是民主化大旗。中國周邊的很多國家都在經歷政治轉型和民主化進程。這和這些國家的社會發展階段有關，也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持有關。
第五點是周邊的一些中小國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上靠美國，借助大國之間的矛盾撈取利益。
最後，我想談一下對2014年中國外交的一些思考。大的原則就是深耕細作、綜合施策。2013年中國提了很多理念，比如“利益共同體”、“海上絲綢之路”，未來需要的是細化和落實。而且，這些理念主推哪個、先推哪個，要有優先順序別，要有整體規劃。綜合施策，指的是綜合運用經濟手段及其它手段，如政治手段、軍事手段、文化交流等。從路徑來說，優先深化周邊“經濟共同體”，努力構建周邊“安全共同體”，最終實現周邊“利益和命運共同體”，實際上是惠鄰、安鄰、睦鄰等方面的結合。
具體舉措上，經濟上，繼續用好用足“經濟牌”。金融危機五年後的今天，發展問題仍然是周邊很多國家面臨的突出問題，求發展、謀發展仍然是我與周邊國家的最大共通點。要繼續深化這種合作，將周邊作為我們走出去和對外援助的重點方向，使發展惠及周邊，形成一個以我為中心、從高到低的產業鏈佈局。政治上，堅持“大國風範”和“換位思維”善待鄰國。探索符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抵抗西方國家強推價值觀，防止域外社會思潮向我們周邊蔓延。對鄰國區別對待，比如大國，可以多強調一些共同發展和權力共享問題；對一些小國可以適當讓利，充分體諒它們關切的憂慮。安全上，堅持底線思維，恩威並施，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問題上展現堅定可信姿態，敢於立規矩、樹權威，成為一個說了算、有尊嚴的地區大國。文化上，用軟實力增強感召力和吸引力，用好民間力量。
郭震遠：結束語
我覺得姚琨講的很有意義，特別是中日關係及如何作為一個大國處理好在周邊外交當中的決策。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我們國家周邊環境和周邊外交的問題。我有幾個考慮：第一個，當然還是一個基本判斷，這是我們一切政策策略的出發點，我們的周邊環境到底如何？其實這麼多年來，包括整體的國際環境一直在爭論，具體內容很多很廣泛複雜，但是對於環境最後的判斷，往往是黑白式的，是嚴峻還是良好。但是，現在來看，首先我不同意說嚴峻。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那真是到了危急的時候，因為國家貧窮落後腐敗，受人欺負。但是從1949年以來，我們也經歷了一個嚴峻的時期，像上個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其實從60年代以後，應該說我們整個的國家環境首先是周邊環境一直是在穩中向好。我是有這樣的基本判斷，最核心的問題是中國自己強大了穩定了，這是最根本的問題。我認為，光說穩中向好、保持和平穩定總的態勢還真是不夠，我們現在也確實面臨新挑戰新問題。作為周邊環境來講，我非常同意大家剛才都提到的，由於中國已經成為了一個名符其實的大國，雖然並不很強大，但也確實就是一個大國。2010年以來，應該講中國經濟鞏固地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這種情況下，外部的猜疑憂慮等等明顯增多，這是必然的。再有一個，隨之而來的一些相關國家的戰略調整，首先是美國的戰略調整，儘管90年代克林頓政府就開始提要轉向亞洲，但是為什麼到2010年才真正開始啟動起來，而且高調推進。除了別的原因，應該講中國的發展恐怕真正地起了關鍵性的促進作用。
這樣一些情況下，我們面臨新問題新挑戰，所以，一個基本態勢的判斷，我用了一個詞叫應該更精確，不是籠而統之的就說穩中向好，什麼態勢怎麼樣。哪個保持不變，但是同時出現了新問題新挑戰，更精確地講，應該說，我們的周邊環境出現了複雜化的動向。我想這樣是比較契合實際的。出現了複雜化的動向，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怎麼辦？我想了一下，我們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或者說未來會對我們的周邊環境造成重要影響的問題很多，但是總的來講，其實還是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大家講的非常多的，美國亞太戰略調整。這個調整是多個面向的，但是針對中國的部分是毫無疑問。但是，即便是針對中國的部分，也並不是說就只有一個前途，這個我就不詳細說了。美國的亞太戰略調整和對華制約是相互制約的關係。這個是我們必須看到的，而且應該有效地加以利用，利用中美雙邊關係的發展來牽制、制約美國亞太戰略調整當中針對中國的部分。
第二個問題，我覺得必須面對的就是維護我國國家安全、維護我國核心利益與保持我們周邊環境和平穩定的關係，這一條是我們面臨的新挑戰。我們從來都是堅定地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維護國家利益的，這一點從來沒有動搖過。2012年，因釣魚島事件，有些人質疑，好像說咱們在這個問題上軟弱了，這是不懂歷史的說法。就南海問題而言，從七十年代以來，我們對南海諸島的控制是在逐漸地擴大、鞏固、加強。我的意思是說，從黨中央到政府，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維護國家核心利益，這一點歷來是堅定不移的。但是必須看到處理這個問題的長期性和複雜性，不是一打了之的問題。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怎麼來處理，就是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與我們爭取和保持和平穩定、維護周邊環境這一對矛盾，根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具體執行層面上是有矛盾和互相牽制的。而且可以看到，最近幾年周邊問題中維護領土和主權是引爆點。美國的亞太戰略調整對我們的威脅應該來講是間接的、長遠的。但是無論是釣魚釣、黃岩島甚至是中印邊界、中越海洋上的矛盾等等，這都是直接引爆我們周邊環境的一些衝突，對我國安全直接造成了不利影響。所以，這些問題是局部問題但有全局性的影響。這一點是我們在未來時期必須高度重視的。具體情況不一樣，處理肯定不同。但是我想基本原則，也是大家最近談的比較多的如何管控矛盾衝突，這個問題已經從戰術意義上升到戰略全域意義。無論是釣魚島還是別的問題，我認為首先要做到的是降溫，不要讓矛盾過度激化。但是降溫並不是忍氣吞聲。我和日本的朋友談到過這個降溫問題，日本人希望的降溫是恢復原狀，我說不對，應該是保持現狀。恢復原狀和保持現狀出發點不同，效果也肯定不同，原狀已經變了，只能維持現狀。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我們處理周邊安全、維護領土主權完整和國家核心利益與保持周邊環境的和平穩定這一對矛盾的處理，我覺得有困難，但是必須做，也是可以做到的。關鍵是對這個問題我們確實要有戰略全局的意識，而不是把它只當做一個具體的戰術問題來討論。
第三個就是大家都談到的把建立“命運共同體”落地生根的問題。我也認為這是個全局性戰略問題，就是說我們要改變思想深處傳統的大國意識。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中美是很重要的部分，但是新型大國關係還有兩塊重點，一個是我們與其他新興大國之間的新型大國關係。再有一個，我覺得非常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自己的大國心態也必須是新型的，不應該是傳統的大國心態。在處理周邊國家關係的時候，以大欺小是絕對不行的，這是我們歷來反對的，我們歷來強調是平等互利的關係。但是我覺得不僅僅是不要以大欺小，我們還要注意不要有恩施心理。我們的平等是真正從內心深處的平等，大家有共同利益、共同合作、共同發展，這才是“命運共同體”的應有之義。這一點好像現在還沒有特別注意到，我們真是整個亞太地區甚至整個世界當中的一員。剛才德宏講的很好，我很贊成，就是說我們和美國不一樣，美國搞的一些策略實際上是為霸權主義服務，我們應該從內心深處打消這樣一種意識。我們大國心態的改變首先在處理周邊國家關係中應該有很生動具體的表現，這樣的話，我們整個的國際態勢首先是周邊態勢會有一個很具體生動的改變。這樣對於我們國家的發展、對於地區的發展、甚至對世界的發展都會產生很重要的積極的影響。
評論員簡介
李向陽：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研究員。先後畢業於中央財經大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經濟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1996年在荷蘭蒂爾堡大學進修。現為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是中國著名國際經濟與政治問題專家，著有多部學術專著及論文。
陳須隆：北京大學法學博士，2001年進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工作，現為該所國際戰略研究部主任。還受聘擔任中國聯合國協會理事、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事務與中國外交研究中心兼職教授。
俞曉鵬：2000年進入軍事科學院，曾任外國軍事學術雜誌總編，現為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二室副主任。主要研究美國軍事、國際安全和軍事歷史。
呂德宏：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研究部主任，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戰略規劃、地區安全和聯合國維持和平問題。
姚琨：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全球治理與國際組織研究室執行主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外交、聯合國、全球治理等。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4年3月號，總第19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