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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香港“一國兩制”官方話語的主題建構 |
中評社╱題：“香港‘國兩制’官方話語的變遷、困境與建構路徑——以《人民日報》涉港文獻資料為例” 作者：畢昆（北京），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博士候選人；田麗（北京），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副院／長聘副教授，北京大學互聯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話語建構能力深刻影響國際話語權。香港回歸27年來，“一國兩制”取得舉世矚目成就，也經歷了風雨和挑戰。本文通過爬取梳理《人民日報》建刊至2023年共3817篇相關新聞報道，對香港“一國兩制”的發展階段與關鍵節點進行回顧，萃取出官方話語建構的五個主題，發現其從強調“兩制”到強調“一國”的演進特點。這一方面說明香港“一國兩制”話語建構具有多層次和複雜性，也說明其面臨後殖民主義文化殘存、香港社會身份認知偏差、香港特殊輿論場環境和美西方干預主義漸行等多維困境。探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源、完善非排他性教育體系、激發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活力并發揮央媒輿論引領作用，是消解美西方話語霸權、推進“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構建中國自主國際輿論性話語權的可行性路徑。
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樣本，“一國兩制”既是解決港澳台問題的大政方針，也為中央政府和特別行政區間關係賦予全新意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框架的核心內容之一。強化“一國兩制”話語權建構，對塑造和提升兩岸及港澳民衆的國家意識、身份認知和情感共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香港“一國兩制”話語建構的理論回顧
話語分析源起語言學和修辭學，於20世紀50年代由結構主義語言學家哈里斯首次提出〔1〕。作為“一個集語言符號系統和價值觀念系統於一身的統一體”〔2〕，話語及其在社會互動中的使用深刻反映了社會現實和認知框架的形成、傳播與維持。藉助系列語言符號，話語在社會交流過程中形塑知識、意義、主題和身份。“國際話語權”可追溯至20世紀80年代國際關係學的語言學轉向，以主權國家為典型施動行為體，凸顯權利與權力的雙重屬性。“話語權利”強調“表達的自由”，取決於國際社會相關準則的權威性和制度化水平；“話語權力”本質為“話語的影響力”，是“物質權力觀”在非物質性語言層面的延伸，與國際關係行為體自身實力地位成正相關〔3〕。在國際戰略競爭背景下爭奪中國在香港“一國兩制”政策領域的話語權，既是維護中國自主闡釋政策意涵、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主導涉港話題討論的“話語權利”，又是掌握引導議程設置、維護自身形象、化解公關危機的“話語權力”。
媒體新聞作為一種“再現的話語”〔4〕，是運用語言系統叙述建構社會事實的典型產物。在《作為話語的新聞》一書中，梵·迪克試圖打破此前研究對語言-話語、形式-內容、共時-歷時的二分割裂，認為新聞話語具有雙重維度，即新聞話語在知識傳播過程中既是傳遞信息的工具，又是意義、主題和身份構建的主體。當前，全球話語體系以媒體為行動主體，輿論性話語權成為大國戰略競爭和塑造國際秩序的重要指向。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黨媒作為權威的信息集散地，承擔著宣傳黨的理論和路綫政策的重要職責，是國家主流話語的傳播者，在塑造社會共識和國家民族身份中具有積極能動作用。其新聞話語建構可被理解為宏觀主題的觀點語境化或再語境化，以及將事件嵌入媒體文本之中的過程。同時，《人民日報》以自己特殊的叙事身份參與國際輿論、評判國際事務，直接闡發關涉本國利益和國際權益的主張，意圖通過話語建構促進國際社會成員對本國的文化認同和價值認可，體現新聞媒體作為上層建築層面的“權力意義”〔5〕。
二、香港“一國兩制”發展階段與關鍵節點回顧
本研究以《人民日報》為研究資料來源，其最早新聞報道可以追溯到1984年。根據關鍵時間節點，結合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可以將《人民日報》自建刊至2023年共3817篇相關報道劃分為以下六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84年至1990年4月（香港基本法通過），這一階段是香港基本法的討論與起草期和香港基本法通過時期。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確定了香港於1997年回歸中國的安排。在這期間，《人民日報》報道了大量關於香港基本法的討論和起草工作。香港基本法作為在香港回歸後的法律基礎，旨在確保“一國兩制”的實踐，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和香港居民的權益。198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該委員會迅速展開工作，廣泛徵求香港各界意見。《人民日報》記錄了這一過程中出現的各種討論和意見分歧，反映了內地和香港之間的理解與磨合。1990年4月，香港基本法正式通過，標志著這一階段的結束。
第二階段為1990年4月至1997年1月，這一階段是香港回歸前重要籌備與過渡期。香港社會在回歸前經歷了深刻的變革與調整，《人民日報》在這一階段密集報道了中央政府為確保香港順利回歸所做的各種準備工作，包括與英國政府的談判、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進行各種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對接等，報道詳細介紹了政府與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展示了中央政府對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視以及港人對回歸的期盼和疑慮。期間，《人民日報》還涵蓋了香港社會關於“一國兩制”的持續討論，進一步增強了香港與內地的理解信任。
第三階段是1997年1月至2003年6月（CEPA正式簽署），這一階段是香港回歸的磨合與經濟低潮期。香港回歸中國標志著“一國兩制”正式在港實施，《人民日報》在香港回歸後的報道集中反映了回歸後的各種挑戰和機遇，尤其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對香港經濟的打擊。儘管經濟一度低迷，但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區政府通過一系列政策穩定了經濟局勢。2003年，內地與香港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這一協議增強了兩地間的經濟聯繫，為香港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四階段是2003年6月至2014年9月（占中爆發），這一階段是香港經濟快速發展期與深層次矛盾積纍醞釀期。在這一階段，香港進入了經濟快速發展期，但也積纍了一定程度的社會矛盾。《人民日報》報道了內地與香港在經濟合作上的諸多成就，如旅游業的蓬勃發展和自由行政策的實施等，中央政府的諸多措施帶動和促進了香港經濟的繁榮發展。然而，快速的經濟增長也帶來了房價高企、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社會矛盾逐步顯現。2014年9月，香港發生了“占中”事件，這一事件成為《人民日報》報道的重點，展現了“一國兩制”在新的社會歷史時期所面臨的矛盾與挑戰。
第五階段是2014年9月至2020年6月（香港國安法生效），這一階段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與安全風險期。面對內外挑戰，香港在深度融入國家發展的同時也面臨了一定程度的安全風險。“占中”事件後，社會矛盾持續，《人民日報》對香港局勢的報道逐年增多，特別是針對部分極端激進分子和外部干預的新聞頻繁出現。2019年，“反修例”風波讓香港社會再度陷入動蕩，中央政府認識到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性和緊迫性。2020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并立即生效，標志著中央政府在維護香港安全和穩定方面采取了更為有力的措施。
第六階段是2020年6月至今，這一階段是香港從“由亂到治”到“由治及興”的歷史轉折期。《人民日報》的相關報道顯示，國安法的實施大大改善了香港的社會秩序，遏制了暴力活動，極大恢復了公衆的安全感。香港特區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不斷推進經濟恢復和社會重建，面對疫情後的挑戰和機遇，該階段的報道強調了香港的穩定和發展，以及國家在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隨著“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進，香港正逐步邁向新的繁榮與發展階段。
［表1：香港“一國兩制”官方話語的主題建構］
通過對《人民日報》在不同階段相關報道的分析，可以看到“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具體實施過程中所遇到的各種變化和挑戰。這些歷史事實和重點事件深刻反映出中國政府對香港“一國兩制”方針的堅定實施和持續支持，以及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深遠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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