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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帶一路”，是開放合作的產物，而不是地緣政治的工具。 |
中評社╱題：對“一帶一路”的國際政治考察 作者：李義虎（北京），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全國高校國際政治研究會常務副會長
經由去年底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今年3月兩會的系統規劃和具體部署，“一帶一路”建設已經進入正式實施階段；而在幾乎同時，經由去年底APEC會議和最近博鰲論壇的對話討論，“一帶一路”在國際間迅速發酵升溫，伴隨著“亞投行效應”而成為世界上的重大議題。然而，對這一將深刻影響國家發展和國際關係的中長期戰略，現在從經濟發展合作、互通互聯方面強調的較多，尚缺乏國際政治方面的系統考察和論證。為了積極穩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達成預想戰略目標，我們理應從國際政治方面準確認識和把握其意義，同時提早預見本應加以規避的風險。
最近，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表示，“一帶一路”誕生於全球化時代，它是開放合作的產物，而不是地緣政治的工具，更不能用過時的冷戰思維去看待。①這段話非常及時和重要，對於從國際政治角度正確和準確理解“一帶一路”提供了基本視角，且其中蘊含的深刻內涵仍值得進一步挖掘。本文認為：“一帶一路”在打造新型國際關係、構建新型合作模式方面將起到帶頭作用，同時沒有必要回避其在地緣政治方面的背景，因為恰恰從創新思維角度講，它很可能在歷史上首次造成地緣政治軟化的現象，使國際關係呈現和平、發展與合作的新常態。
與傳統區域合作模式不同
“一帶一路”具有幾個鮮明而重要的新特點
從“一帶一路”提出和完善的過程看，它具有幾個鮮明而重要的基本特點：
第一，構想宏偉。與古代絲綢之路相比，其地理範圍更廣泛，涉及到65個國家，沿線人口和經濟總量分別佔全球近2/3和1/3，整體出口將佔世界1/3。“一帶一路”一旦落成，將貫通歐亞大陸主要通道和太平洋、印度洋部分海路，聯結處於兩端的亞太經濟圈與歐洲經濟圈，形成世界跨度最長、發展潛力最大的經濟走廊。中國與沿線各國將在交通基礎設施、貿易與投資、能源資源、區域整合、人民幣國際化等領域展開充分合作，在通路、通航的基礎上通商，進而推動區域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發展繁榮。
第二，開放包容、自主自願。需要注意的是，該構想首先以區域合作發展倡議的形式提出，既然是“倡議”，那麼最大的特點就是開放包容和自主自願。它對沿線國家敞開大門，沿線國家凡有意願都可以各種方式參與並受益，同時將同中國與相關國家既有的雙邊和多邊機制形成有益的互補協調關係，借助已有的區域合作平台實現新的區域整合，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因此，它體現的是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和新義利觀。在國際間（包括美俄日哈等）提出的有關絲綢之路的28個構想中，中國的倡議影響最大，獲得反響也最熱烈，便印證其開放包容和自主自願的鮮明特點及其吸引力。
第三，形式獨特。與傳統區域合作模式不同，它所建設的是一條充滿發展活力、走向共同繁榮的“經濟帶（路）”，而不是要建立一個機構化的實體和機制。所謂“經濟帶”不是經濟區，也不是經濟圈。經濟區一般以經濟協定、條約為基礎，大都組成機構化的區域組織，如東盟、歐盟等；經濟圈則是以一個核心國家或區域組織為依託，形成範圍較大的環狀輻射經濟單位，如歐洲經濟圈、北美經濟圈等。“經濟帶（路）”則是一個開放的經濟走廊，為沿線國家優勢互補、互通有無、共同發展搭建合作平台，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因此，它是打破傳統、超越傳統的一種新的區域合作模式，提供一種開放包容、延伸發展的獨特合作形式。“一帶一路”包括並整合中印緬孟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中哈自貿區、中俄蒙經濟走廊、東盟10+1及中日韓自貿區等，將以“經濟帶”的獨特方式為區域一體化的規劃和建設作出不可替代的貢獻。
在推進過程中存在著需要規避的風險
“一帶一路”是一個極其宏偉的構想，確實具有極其重大的國際政治意義，是引領中國走向世界大國的新型戰略。但也恰恰因為如此，其推進特別需要有歷史預見性。在某種意義上講，應該按照決策過程的“比較權衡”原理（即“不研究反例不作決策”）②，提早進行風險評估並主動規避風險，以開拓出更大的行進空間。
第一，地緣政治風險。中國西向的中亞地區在地緣政治上曾是“大國的墳墓”，在歷史先例中，大國深入到這個地帶常常受到“力量梯度損耗”原理的左右，或由盛而衰或由強轉弱。顯著的例子是19世紀英俄“世紀大角逐”，而過去兩個世紀內因介入阿富汗問題的大國，包括美蘇這樣的超級大國最後亦都遭遇敗局。如果再往西，還有中東、南高加索、巴爾幹幾個在歷史上聞名的“火藥桶”。當然，歷史過程不可簡單比附，但歷史經驗可以給我們一定啟示。自蘇聯東歐劇變後，在獨聯體、東南歐和中東範圍出現了較大片的“破碎地帶”，大國與小國、小國與小國之間的關係敏感脆弱。現在，中國西向仍然存在許多複雜的國際政治因素，如宗教、民族、能源、核武器、三股勢力、地區熱點等，都較其他地區複雜多變。伊敘冒出IS使地區反恐形勢趨於嚴峻，而烏克蘭局勢對地緣政治和大國關係尚存在一些不好預估的變數。再看中亞國家和中東國家內部，它們不少具備顏色革命的要素，且多國存在老人政治，國內政局變動有可能引發一定範圍的地緣政治動盪。總之，雖然中國與中亞和中東國家大都保持良好的雙邊關係，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也得到多數國家的肯定和回應，但中國西向地區的複雜形勢和歷史先例，使我們不得不注意和防範某種隱性和不確定的風險因素。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在分析世界經濟形勢時有意識地加了一句“地緣政治影響加重，不確定因素增多”，這說明，特別是在中國資本和企業“走出去”的時候，更要注意地緣政治的複雜性，保護好我們的海外權益和海外資產。
第二，俄美等的戒備防範。歷史上俄國視中亞為後院，對他國染指懷有天然戒心。現在普京政府以獨聯體為對外政策優先方向，中亞是重中之重。特別是俄羅斯與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將組建歐亞經濟聯盟，其統一經濟空間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存在重合競爭。因此，俄對中國倡議的表態多限於禮數，去年普京與習近平主席會見時只強調經濟帶建設中的運輸協調與合作問題，對政策溝通並未提及。在俄國內對該倡議感興趣的主要有莫斯科、聖彼得堡、下諾夫哥羅德和韃靼斯坦共和國等，但多是出於地方利益考慮。由於俄羅斯是歐亞經濟空間的主導國，它的態度對臨近的中亞國家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而中亞地區是絲路經濟帶建設必然穿行的地區，因此俄的政策性反應是一個務須考慮的現實因素。可以預判，俄對經濟合作並不反對，但一旦“溢出”地緣政治後果，它將會有反制行為。而美國對中國的倡議也是感受複雜。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曾牽頭打了四場局部戰爭，其中三場在中亞和西亞地區，即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該地區一度成為美國動武的主要舞台，北約也曾經要推進到中亞地區。多年來，美國一直努力插手該地區事務，例如推行“大中亞計畫”、“新絲綢之路計畫”、“大中東倡議”等，意圖將其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因而，中國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後，美國最為關注且保持戒備的肯定是其在地緣政治方面的可能後果。如最近美國提出“印亞太”地區概念，被認為是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反制”。③此外，中國西向還有印度、伊朗等地區大國，分別有稱霸印度洋、海灣地區的霸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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