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蔡英文這種“台獨內政”與“委屈外交”的種種作為，應該正是符合當下美國亞洲利益的作法，在某種程度上美國可能十分樂見：因為這對北京而言，會成為有“和平統一”的戰略“麻煩”，不僅是戰術上兩岸社會融合的麻煩，更是戰略上和平統一的大麻煩，而且又缺乏立即調整戰術策略的有效藉口。然而蔡英文“內外有別”的策略是賠上台灣的發展，而且賭上台灣的未來和平。誠如澳洲國立大學教授修．懷特日前在接受台灣《旺報》獨家專訪時表示，蔡英文政府現在面對一個很大的風險是，“北京領導層可能對台灣迴避承認九二共識越來越不耐煩。”“台灣還面臨到另一個問題是，北京的預期（expectation）是在變動的，也是不斷隨國力增長而調高的。在過去，中國大陸的主要關切在於防止台灣獨立，那時北京可能是最希望維持台海現狀（Status Quo）的一方。但現在的形勢已經跟過去完全不同了，台海的局勢明顯是越來越危險，北京的耐心在下降。”
他進一步表示，“如果美國要依據《台灣關係法》遵守對台灣的承諾，華盛頓會發覺面對的風險會越來越大，這會強烈影響到美國協防台灣的意願。”其實對台北而言，蔡政府的危機更在於：到目前為止，大陸完全關閉所有正式的兩岸溝通、協商的管道，只剩民間的交流，因此蔡政府只能通過第三者的善意，去猜想北京的可能的想法和做法，捨此還真的別無良策。這樣蔡英文在兩岸關係的政策就必仰賴第三者的善意，例如剛剛結束的“習奧會”中的西湖對話，到底說了台灣什麼，蔡政府就必須等美國來轉述。就算美國人如實轉述、和盤告知，蔡政府的應對也是緩慢而不及時的，更不論美國人如果只是選擇性告知的話，蔡政府應對就可能被誤導。
中國大陸當然已經成為世界大國，其對台政策大概不會說變就變，然而對台工作的應變則是必然而明顯的，不然如何顯示“九二共識”的定海神針作用呢？我們如果把兩岸關係分成官方和民間，即大陸官方、大陸民間，台灣官方、台灣民間。從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是我們比較難得看到的，四股力量往同一個方向在努力，從而也創造出兩岸關係最有作為的時期。
現在民進黨執政後，兩岸關係原本“官民合作”的現象，又會重新陷入到1999年到2008年時段的“官民分離”局面，而且未來的“官民分離”的兩岸關係對台灣將更不利。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大陸的因素完全不同。新世紀初的大陸是剛剛開始崛起的大陸，是世界工廠的大陸，而今的大陸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經濟總量是日本的23倍，美國的三分之二，差距仍在縮小。同時也是世界市場的大陸，開始將改革紅利提供週邊國家共享，並提出“一帶一路”大戰略。如果今後的兩岸關係是一種“官民分離”的兩岸關係，其實就是一種官止民進的兩岸關係，則台灣對中國大陸將更不了解，民進黨政府將更容易聽信美國，也更容易為美方的兩岸利益服務，誤判、錯判的機率大增，從而對台灣的為害機率也大增。
第二，從“官民分離”而經、政對立。新世紀初的官民分離，台灣業者面對的是沒有執政經驗的民進黨，是貪腐的領導人，這是容易因應的政府。不論是“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或是“積極管理，有效開放”，都是安撫性的口號，只要有門路，什麼政策都不重要，則業者在台生存無礙其去大陸發展。如今的民進黨政府已經積累了執政經驗，如今的社會自主性、政務的透明度以及業者經營的困境都和以往不同，是官民分離的結果，在自古商不與官鬥的教訓，以及民進黨又可能長期執政的陰影下，可能迫使業界只能選擇出走，以求自保，則台灣經濟有可能面臨第二波空洞化。
第三，從“官民分離”而朝野分裂。民進黨的政府在內政上高舉轉型正義的大旗，以便繼續從各個面向汲取醜化國民黨的政治好處，以使兩黨合作的可能性完全終止。反之，國民黨在台灣民粹主義的氛圍之下，只能以兩岸政策的失敗、兩岸關係的失和與維持現狀的跳票來攻擊執政黨。而國民黨又是在台灣唯一有意義的反對黨，唯一與中國大陸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保持溝通管道的在野黨。這樣的結果必然導致民進黨全面不信任國民黨，甚至懷疑國民黨，特別防止國民黨與共產黨有任何“共識”。因此，最終民進黨在兩岸是“官民分離”，在台灣的內政是朝野分裂，只能更加依靠民粹主義，其結果就是台灣被“邊緣化”的宿命，就越來越成為自我實現的預測。
第四，從“官民分離”而全面邊緣化。對台灣而言，面對新的“官民分離”兩岸關係，其嚴峻的形勢大大甚於本世紀初的八年。新的“官民分離”兩岸關係，除了使台灣面對更加強大的時間壓力和空間壓力之外，還將不得不面對結構調整的壓力。未來數年是國際結構重組的數年，一方面是各國民粹主義的高漲，另外全球化、區域整合的需求又大大被強化，各國之間雖然有收回主權、自我作主的民粹意識，然而資本主義的法則、規律也更強化，大家都感覺到全球化以及區域整合的不可或缺。而台灣“官民分離”的兩岸關係，必然使得台灣被排斥在整合的進程之外，是則台灣的發展也不可能趕上這一波轉型，台灣的前途自然而然被孤立。
中共對台政策的抉擇
面對上述的情勢，中共對台政策不可能不作改革。在大陸，目前主張採用非和平手段完成兩岸統一的聲音相當高漲，而且也頗有市場。主要是因為蔡英文政府對馬英九政府的兩岸政策企圖革命式的繼承，而非改革式的繼承，所謂革命式的繼承是指蔡的政策、希望對台灣的好處都要，但絕不要“九二共識”，自然導致兩岸民粹式的對立，以致兩岸政治關係的矛盾性質有所改變，兩岸關係官止民進。簡言之，官對官交流全面中止，鬥爭逐步全面的啓動；然而，“官民分裂”的兩岸關係，正是大陸對民繼續施惠，對官同步鬥爭的兩岸關係重塑時期；是細化對台工作的調查、到位，使台胞直接受惠、直接有感，強化兩岸民間的融合，重塑和平統一新機遇的大好時機。
在“台灣直接有感”方面，主要是讓台灣民眾清清楚楚感覺到，蔡英文的“維持現狀”跳票了，沒有“九二共識”的台灣和承認“九二共識”的台灣是不一樣的。兩岸關係表面上看往來依舊、交流不變，但是台灣的受惠不存在了，台灣走出去的阻力增加了，甚至台灣主辦的國際賽事規範也更多了。“九二共識”的爭執，不是民進黨政府所堅持的到底有沒有的問題，而是關係台灣的存在方式，關係台灣想要的尊嚴，關係到台灣是只能在台灣自爽地派“大使”，簽一簽“台灣總統”。當然有人馬上質疑馬英九時期有“九二共識”，似乎台灣也受委屈，此一關鍵就在於，馬政府一直不敢正式啓動兩岸的政治談判，當年的政治談判一旦啓動，八年之間可以解決許多問題，如今不但不可能進行政治談判，連政治基礎都不存在，兩岸關係的現狀肯定得不到維持，台灣的發展也難以為繼。
在“台胞直接受惠”方面，中共的對台政策在惠台方面，對台灣人民而言，可分為直接有感和間接有感兩部份。在台灣的居民對惠台政策最多是間接有感，所以其中有扭曲、有剝削、有折扣，最終可能就無感了。但是對離開台灣的台灣居民，大陸的惠台措施，是否見效就可以直接有感。
坦白說以目前的形勢，北京當局只能強化直接有感的部份，才能真正使台灣民眾直接理解北京的對台政策，從而達到“以台引台”的效果。所謂“離開台灣的台灣居民”包括了短期、長期，所以有感的對象是“六台”是台生、台商、台客、台僑、台漁、台眷。具體而言，台生重在學術成就，輔以就業、創業；台商重在轉型升級，協助全球競爭、合作競爭；台客重在兩岸以外之台灣遊客在當地旅遊之安全、權益之保障；台僑重在合法保護，共享中國人應有的權利和尊嚴；台漁重在漁場資源之共享、漁補配額之獲得；台眷重在對台灣社會之感知、理解及其變化，為其發聲，維護其權益。
結論
面對新形勢台灣方面固然自己必須負責，然而，中共的對台政策也不是完全沒有檢討的必要。多年只重行政業績輕政治實效；對台施惠多是經由代理者間接施惠，其效果必然是打了折扣，還被貼上標籤；同時在對台政策長期偏重政策號召，缺乏工作的細膩和尊重，從而也讓台灣民眾施惠無感，施壓有感。因此，今後的對台工作必然是：
（一）從重政績，轉為重效果輕政績，才能重塑和平統一的可能性。
（二）重效果首在於調查，重調查重在於接地氣，有了地氣，口號才動人心，政策才動人心。
（三）以直接施惠台胞，協助台商，幫助青年，尊重自立的對台工作的加強。
（四）加強對台政策的主導性，有效掌握台海關係的發展節奏，才能主導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
現今的形勢大環境不能阻止中國大陸的發展和崛起，而小氣候不利於統一，尤其需要修養戰略的定力，並加強戰術的細膩和精確，才能使對台政策既能有效反分裂，又有效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10月號，總第22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