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德國政治哲學家施米特的著名定義，“政治”就是區分敵友， 然而，關鍵的問題是“誰是敵，誰是友”？“台灣國族認同”採取將“敵人”泛化的方式，將所有台灣人民反抗的對象都貼上了“外來”的標簽，使“政治反抗文化”從一個幾種“反抗文化”的混合體，變成了只針對“外來政權”的“台獨”文化。
“台灣民主國”被認為是“政治反抗文化”的先聲，但如果考察“台灣民主國”的歷史就會發現，“台灣民主國”是台灣人民在尋求清政府保護無果情況下的自救權宜之計。台灣的知識分子與統治官僚成立“台灣民主國”的意圖，並不是使台灣永久脫離中國，而毋寧是一種自救自保的過渡辦法。因此，“台灣民主國”決不是所謂台灣人民反抗“外來政權”的先驅，反而是中華民族反抗日本殖民者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在台參與“台灣民主國”的官員和士紳有相當部分來自於內地，如“台灣民主國”的“總統”唐景菘系廣西灌陽人，後期主要領袖、“大將軍”劉永福系廣東欽州人（今屬廣西），著名抗日義士吳彭年系浙江餘姚人等，台灣“民主國”檄文中也籲請大陸人士來台共謀保台大計。若按“台灣國族認同”的理論，被其引為範例的“台灣民主國”豈不成了“外來政權”？西來庵事件是台灣反日義士在日本強迫中國簽訂21條、全國人民反日情緒高漲的背景下，配合大陸反日運動的一次武裝暴動。台灣島內抗日武裝也多堅信或宣稱大陸將派員收複台灣或給予軍事援助。上述事實表明，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人民“反抗文化”所針對的“敵”是日本殖民統治者，所“反抗”的對象是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在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鬥爭中，台灣人民從來都是將自己視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其“政治反抗文化”的實質是“民族反抗文化”。
1946年“二二八”事件常常被“台灣國族認同”理論當作“政治反抗文化”的例證。但是，60餘年的“二二八”研究表明，“二二八”事件在本質上是兩岸隔閡太久又因吏治腐敗和民生凋敝所引發的民亂事件。台灣地區1949年後的“黨外”運動也被認為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以來“政治反抗文化”的延續，但實際情況卻不是如此。雖然“黨外”運動中也偶有“台獨”的聲音，但其主流是要求改變國民黨在台灣地區的威權統治，實現政治民主、社會公正，尤其是要求開放民意代表的選舉。“中國”甚至被一些“黨外”雜誌和組織嵌入了自己的名稱中，如《自由中國》雜誌、“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等等。由此可見，“黨外”運動主要針對的對象也是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是台灣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1946年後的幾個歷史事件中，台灣人民所反抗的對象都是國民黨的“威權統治”，這裡的“政治反抗文化”實際上是“民主反抗文化”。
“台灣國族認同”用“政治”將“反抗文化”模糊化，然後將“民族反抗文化”和“民主反抗文化”兩種“反抗文化”都裝入“政治反抗文化”的口袋中。由此可見，“政治反抗文化”是一種理論上的主觀構造和想象，它模糊了“敵”的含義和界限，最終的目的是將“敵”的概念指向了祖國大陸。
隨著“台灣國族認同”諸理論的澄清，“台灣國族認同”的真相也逐漸浮出水面：“台灣國族認同”並沒有立論的基礎，也可以作為論據的事實，所謂的論證，不過是主張“台灣國族認同”的學者和政治人物的自我想象。
三、結語
兩岸關係的本質是大陸和台灣之間的政治對立關係，台灣問題的解決是兩岸政治對立的消除。兩岸人民同屬一個中華民族，台灣問題的論域內不存在所謂“民族問題”。但是，由於台灣地區特殊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主張“台獨”的學者和政治人物創造了“台灣國族認同”，意圖通過這套充滿虛構、臆造和想象的理論，將“台獨”從一種政治主張，轉變為對“民族獨立”的訴求，而後者本不應存在於台灣問題的論域。從表面上，“台灣國族認同”有著若干民族學上的特征，如民族國家、族群、“台灣人”等，但這些特征要麼是被誤用的、要麼是被變造了的，要麼本身就是不科學的，而且這些觀點目的都在於牽引出“政治反抗文化”，以強化兩岸的政治對立關係。從此意義而言，“台灣國族認同”不過是一套以“民族”面目出現的政治說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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