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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之瑜：台灣雖小，馬英九雖個人，其間一言一行所透露的含意，對關心中國民主文化的兩岸知識界而言，卻不可謂不大。 |
中評社台北6月11日電（作者 石之瑜）台灣雖然號稱民主，但從1947年伊始，國民黨就未認真執行曾有共產黨參與制定出的近代中國第一部“憲法”。尤其是決策與人事等政府管裡的關鍵，兩蔣政府一向遂行強人政治，不遵從統權與治權分開的設計。自2008年改朝換代以來，這個原本在書面上以“總統”為尊，而以“行政院”為主的1947年體制，似乎一度要得到青睞，可能糾正了李登輝以降到陳水扁後已經變本加厲的憲政“黑道治國”現象，頗有撥亂反正的氣勢。不過，經歷了一年多後，非憲民主的後殖民社會特性，又表露無遺。
國際社會基於各種因素，對於台灣身為民主社會的假定從不質疑，兩岸的學者更常輕易認定，台灣比大陸民主。但是，民主體制的決策與人事採取強人統治，不遵循成文或不成文的憲政體制，是否仍然非以民主稱之不可？是否定期有大規模的選舉，就足以稱為民主？這樣僅以選舉投票形式做為民主內涵的政治體制，屬於什麼性質的民主？與仰賴廣泛協商的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有什麼本質的差異？
馬英九上任以後宣稱要退居第二線，解散前朝由派系與強人所主導的各種體制外組織，好像確實要整頓憲政黑道。但是他所身處的政治文化不容許領導人退居二線，而他自己在競選期間做出的各種承諾，也不能放任行政機關邯鄲學步那樣的裹步琢磨。所以即使深知1947年體制的本質是“行政治國”，馬英九上任未久，不得不積極介入各種行政立法過程。他與陳水扁的差異在於，他對於介入的過程不張揚，也不故意成立各種組織來羞辱行政體制。應該說，2008年以來的實踐所證明的，不是民主體制的有效性，而是領導統御風格的陰柔化，故與民主與否無關。
近來爭議的話題是，馬英九是否應該兼任黨主席？對於任何統權與治權加以區隔的憲政體制而言，不論“元首”在實際政治中視情況需要介入多少，都不適合直接兼任黨主席，台灣自然也不例外。不過，強人兩蔣都兼任主席，以本土為號召的李登輝便有壓力必須兼任黨主席，不然包括他自己與外界都會產生心理障礙，認為台灣人“總統”的權力比不上外省人“總統”的權力。到了陳水扁，因為他的政黨是少數黨，他便一度權謀宣稱要當全民“總統”，但最後還是抗拒不了形勢與誘惑，為了統籌帷幄而回鍋擔任黨主席。馬英九何嘗例外？
在這樣一個以超然統權為基礎的成文體制中，如果領導人兼任了執政黨主席，那就沒有什麼超然可言。根據1947年體制授權馬英九在立法與行政之間有爭議時可以介入，他做為黨主席的話，身在政治核心，與爭議雙方早究發展各種扈從關係，起碼一方不會信任他，那他就沒有進行調停所需的信用。更重要的是，假如爭議發生在理當獨立的考試、監察或司法部門與理當偏頗的行政或立法部門之間時，領導人若沒有超然的地位，如何在介入的霎那不立即傷害獨立機關的獨立性？馬英九最近堅持控告檢察官侯寬仁對他個人濫權的行為引發側目，如果他再身兼執政黨主席，這樣的控告如何保護領導人超然的信用，而不影響爾後檢察官辦案？這樣的信用不是屬於馬英九的個人資產，是1947年體制的資產。
領導人想要推動競選諾言與滿足民眾期待都是好事，畢竟重然諾與公天下是美德，但這是儒家文化的教養使然。對於強調“有限政府”，並且視“政府為必要之惡”的民主憲政而言，卻毫不相關，甚至養成民眾倚賴強人的態度，對於以關心自己利益為動力的民主文化建設，還會有所破壞。馬英九兼任黨主席勢在必行，值得追問的是，這是儒家文化對民主的優化，還是選舉制度對儒家文化的優化？可見台灣雖小，馬英九雖個人，其間一言一行所透露的含意，對關心中國民主文化的兩岸知識界而言，卻不可謂不大。（作者 石之瑜，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