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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貧富差距問題才是政治人物最需解決的議題 |
但李登輝的“軍國主義”思想並沒有對中國大陸退縮，反而在他後來的執政中，對大陸採取“戒急用忍”的政策，以及1999年7月5日祭出“兩國論”的主張，讓兩岸關係又再度陷入“戰爭邊緣”。
李登輝時代過去以後，陳水扁到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向當時的名師紀登斯所主張的“第三條路線”，取回“新中間路線”的思考，這是陳水扁雖然從本土派出身，卻也希望在1990年代盛行的“第三條路線”，為統獨爭議不休的台灣找到一條出路。
所以，陳水扁在2005年會和李登輝翻臉，主要的原因不是什麼利益之爭，而是路線之爭。李登輝希望陳水扁仍走“軍國主義”路線，但陳水扁從就職時宣示“四不一沒有”，再到2001年元旦祝詞中取用“歐盟模式”的“統合論”。可以說，“歐盟模式”的“統合論”和李登輝“軍國主義”路線的區別，這已經種下李登輝和陳水扁最後會翻臉的主因。
那麼為何陳水扁又要提出“歐盟模式”的“統合論”呢？其實他的背後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在支撐他的“統合論”。這股“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對民進黨走向農工政策，又不想以武裝革命的手段來達到他們取得政權的目的，所以接受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路線，應該是最容易區別國民黨走“華盛頓共識”，這種純粹美式資本主義路線的不同點。
可惜的是，由於民進黨背後有“台獨黨綱”的存在，讓大陸一直對陳水扁保持“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讓陳水扁試圖走向“社會民主主義”的路線並不成功。最後他只好回到李登輝“軍國主義”的路線，也就是提出“終統”和“入聯公投”的主張，但這時的陳水扁已經被貪腐的問題給“綁架”，再加上他已經和李登輝翻臉，所以陳水扁想要轉向“軍國主義”路線，已經時不我予。
李登輝和陳水扁的關係，可以說跟俄國小說家屠格涅夫所寫的代表作“父與子”完全相同的情景，也是製造陳水扁執政八年會失敗的宿命。
屠格涅夫在“父與子”的小說裡，父親與兒子代表著俄國兩代之間日益增長的代溝，兒子角色代表“首號激進分子”，他崇尚虛無主義和拒絕舊有的規則。而屠格涅夫寫“父與子”是想回應他在1830年代至1840年代中，所見到的自由主義和正在增長的虛無主義運動，兩者之間日益出現的文化分裂。
相對的，陳水扁所走的路線有一點類似屠格涅夫小說中“子”那一代，代表一種虛無、激進的態度；而李登輝卻代表著“父親”那一代，有些保守，又堅持己見。所以陳水扁和李登輝的兩條路線是有所不同的。
如果陳水扁一開始就順著走李登輝“軍國主義”路線，他也不至於一下台就被關到牢籠裡；反之，陳水扁若一開始執政，就順著“民主社會主義”的路線走，他應該也不至於把美、中關係弄得那麼僵化，最後不得不讓美、中“共管台灣”。
第三代會怎麼走
那麼蔡英文所代表的民進黨“第三代”，她的路線又會怎麼走呢？蔡英文剛好有李登輝和陳水扁兩個世代的從政經歷，以致於她的路線必然有“軍國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內涵。所以，蔡英文的政策既帶有“軍國主義”的剛性，以及陳水扁早期執政的柔性，這也是為何呂秀蓮一直批評她無法接受外在的意見。但在呂秀蓮為“玉山周報”舉行募款餐會時，蔡英文卻可以不計前嫌，前往會場幫呂秀蓮募款。這就是蔡英文“剛性”與“柔性”並存的兩個政治性格。
所以，從另一面也可以看得出來，蔡英文願意在選情逐漸緊繃之時到歐洲走一趟，代表她還是想找回“社會民主主義”的柔性路線，所以未來她如果執政，必然也會在李登輝的剛性“軍國主義”，以及陳水扁柔性“民主社會主義”的兩條路線中，找到一個融合點，如果她能成功的在這兩條路線中融合，才能有效的創造真正屬於蔡英文的“蔡英文時代”。
由於蔡英文還在找尋這樣一條路線，所以眼前大家所關注她的兩岸政策，對她而言並不是最重要必須處理的事。反而是台灣貧富差距在社會上所產生的躁動和不安，才是她最關心的一個面向。這也是為何蔡英文一直不願意在兩岸關係上做充分表態之因。
在兩岸關係中，既然民進黨無法接受“九二共識”，蔡英文也不必要在這方面作表述，只要能夠“延續前朝政策”，或者追求“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的想法，讓兩岸關係在馬英九已經鋪陳好的路線繼續走下去，那麼她就可以向人民交代。其他的所謂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或是“簽署和平協議”，馬英九都不敢做的事，民進黨若能重返執政，蔡英文也不可能在這方面去走更“激進”的路線。
因此，蔡英文只要找回“社會民主主義”的民進黨傳統，努力去調和社會的貧富差距，並解決最近幾年來，台灣不斷增多的貧窮問題，這樣蔡英文就可以向選民交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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