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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不同於歐洲，但歐盟整合的經驗仍值得參考。 |
思考：鄧小平是從民族和平統一角度看兩岸
鄧小平曾說：“世界上有許多爭端，總要找個解決問題的出路。我多年一直在想，找什麼辦法，不用戰爭手段而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種問題。……有好多問題不能用老辦法去解決，能否找個新辦法？新問題就得用新辦法。……好好瞭解和研究一下我們對台灣、香港問題提出的解決方式。總要在死胡同里找個出路”。在這樣寬廣的思想下，鄧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主張。
在港澳實施的“一國兩制”，是“和平統一”的結果。在回歸以前，香港與澳門的主權均暫歸英國與葡萄牙。兩地沒有本身的憲法，也沒有屬於自己的中央政府，因此，“一國”的定義非常清楚，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港澳從原來從屬於殖民國政府，換成從屬於北京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本質沒有改變，可是卻取得了北京巨大的包容，即容許港澳有自己的制度，實行高度的自治。簡單地說，港澳的地位不是沒有變，而是比以往提升了。
鄧小平思想的最終目標，也是他思想的核心原則，是希望兩岸能夠“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工具也是安排，它的工具性目的為：一方面做為一種號召，在統一前減少人民對統一後制度是否會改變的疑慮；另一方面做為一項政策安排，做為在統一後減少統一代價而實踐的一種制度，讓人民不改變現狀地繼續平穩生活。
目標與原則確定後，北京對於統一後“一國兩制”的應有內涵也在摸索。這個原本為台灣所設計、做為統一政治訴求的主張突然在港澳落實，北京也在適應。正如同王振民教授在研討會時所說的，1997年收回的只是香港的土地，而不是全部的香港人民。當時香港居民有一半以上是持英國的證件，這是國際法上難有的特例，但是北京不以為意，依然將其視為是“一國兩制”可允許的獨特之處，而順利讓“一國兩制”在香港運作。這個簡單的故事傳達一個重要的訊息，即只要目標與原則正確，其他問題都好解決，也好妥協，給香港方便，其實也是給北京方便。
台北畢竟不同於港澳。台北延續著在中國大陸南京時的法統，它不是殖民地政府，也從來就不是個地方政府。在面對如何適用“一國兩制”時，北京的菁英或許也可以與我一樣，重讀鄧小平，與時俱進地詮釋與理解其思想精神。
如果我們同意，如何促使“和平統一”才是鄧小平思想的核心，“一國兩制”只是為“和平統一”而服務的一項政策設計；那麼我們就必須重新認識鄧小平，不再把“一國兩制”當做一個定型的方式，而是一項為減少統一代價的政策。那麼，在思考兩岸問題時，不要被“一國兩制”現有的框架所限制住了，而應該對“一國兩制”重新認識，如此我們的思路將可更為寬廣。
鄧小平提出了“一國兩制”，是因為他看到了“兩制”之間有著暫時難以跨越的鴻溝，必須用時間解決，他有耐心與自信地等待。鄧小平所提出的“一國”，意涵著兩岸不應該永遠地分裂。從鄧小平的交集中，可以看出他廣闊的心胸與格局，他是從如何促使民族和平統一的角度看兩岸，只是在那個冷戰意識形態對抗、兩岸爭正統的年代，鄧小平很自然地，也必須地將“一國”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在一個和解的年代，鄧小平應該會站在民族和平統一的角度來處理兩岸的爭議，而不會多著墨於哪一個政權是正統。
鄧小平在法國勤工儉學，對歐洲有相當的認識，如果他看到今日兩岸的發展與歐洲統合的進程，我深信鄧小平會告訴世人：我主張的“一國兩制”，“一國”是指中國的主權不可分割，中國的主權屬於兩岸全體中國人民；“兩制”是指在統一後，兩岸可以各有其自己的制度，彼此尊重；“一國兩制”的精神在於為“和平統一”而服務，至於方式，不必拘泥，只要是和平就好。他會在現在的“一中新三句”：“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外再加一句，“中國的主權屬於兩岸全體人民，為兩岸全體人民所共有與共用”。這四句話不是站在狹隘的本位主義，而是寬廣的民族主義立場。
我們不妨就在這新四句的基礎上重讀鄧小平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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