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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和平，春天已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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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共同認同，兩岸方可持久和平發展。 |
中評社╱題：兩岸和平發展的理論探討，張亞中（台灣），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
‧以兩岸現有物質權力愈來愈不對稱的現實情況下，台北首要之務就是放棄把北京做為首要或唯一的假想敵思維，如此也就自然不會採取現實主義的方法來追求兩岸和平。
‧“一個中國”原則是北京最在意的堅持，“兩岸平等”是一個民主化台灣很難讓步的底線；如果能夠調和此二者，問題自然可以迎刃而解。這也是我們主張對於“一個中國”問題，應經由兩岸協商，確定如何“共同表述”，即“一中同表”，而不是“一中各表”。
‧在兩岸交往中，固然要採行新自由主義的精神，而且更進一步的思考，如何經由共同的“跨兩岸機制”與“超兩岸機制”來重塑彼此的共同認同。也就是說，兩岸應該不止是從政治、經濟的觀點，也從社會學的角度來思考兩岸未來的走向。‧相對於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權力”、“利益”、“交往”等核心概念，社會建構主義的核心概念則是“認同”。簡言之，沒有共同的“認同”，人們不可能有“永久的和平”，兩岸也就沒有可以持久的和平發展。
‧我們認為，在處理兩岸關係時，現實主義的概念很重要，不可忽視，但是現實主義的方法是不足取的。新自由主義對於兩岸來說，是個必要條件，但卻不能成為一個充分條件。至於社會建構主義所強調的認同，則是兩岸能夠達到長久和平，最終邁向統一的充分條件。
兩岸目前正處於難得的和平發展階段。做為關係兩岸的一分子，我們固然可以分析它所面臨的挑戰，但是更應思考，用甚麼辦法可以讓兩岸和平發展邁向穩定發展並向終極目標推進。“兩岸統合”的提出，就是希望做為兩岸和平發展向終極目標的邁進的路徑（請參考：〈論兩岸統合的路徑〉，《中國評論》，2009年4月號）。透過兩岸統合的過程，兩岸可以在相關議題上建構共同機制、共同體或共同政策，並因此增加彼此的重疊認同。從而不僅可以讓兩岸成為生命共同體、確保和平發展、共同繁榮，亦可為全面性的政治統合奠定基礎。
“兩岸統合”是基於對兩岸環境認知所提出的看法。不同的人對於環境有不同看法，因此也提出不同的主張。有人認為必須站在“權力”的角度來看兩岸的問題，有人則認為“（制度化）交流”是兩岸和平發展的關鍵。筆者則認為，“權力”、“交流”的觀察固然重要，但是沒有“認同”，兩岸不可能長久的和平發展。
任何一個主張背後都有一些思路做為依據。這個思路固然有自身的期望，也有對自己行為的解釋。在學術上，我們往往稱其為意識形態、思想或理論。本文就是希望透過理論的探討，瞭解甚麼樣的認識才有助於兩岸和平發展的進程。
理論：既是解釋預測也是為政治目的而服務
雖然兩岸關係不同於國際關係，但是討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國際關係的理論應有其值得參考之處。
國際政治理論包括甚廣，但是真正能夠稱之為“大理論”（GrandTheory）的，也只有（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或稱新自由制度主義）。冷戰結束以後，社會建構主義躋身為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本文就以此三個基礎性的國際關係理論（或稱範式）的安全觀或和平觀做為兩岸和平發展理論的討論基礎。
國際關係學者在建構理論時，往往有兩個主要的目的，一為明，另一可能為暗。明的是理論的功能，暗的是為國家政策而服務。
明的方面來說，理論的目的希望建立通則，以期達到解釋及預測的功能。例如，（新）現實主義者的安全觀與和平觀，不外乎透過同盟、自助（發展軍事力量）、權力平衡等途徑達到安全與和平的目的。自由制度主義者認為，透過貿易上的相互依存、相關制度的建立、甚而推動全球走上民主，才能夠維持國際和平與國家安全。社會建構主義者則認為，要促使國際社會建立共同認同、共享價值，才是維持國際和平與國家安全的不二法門。
暗的方面來說，每一種理論或論述的背後都有著強權國家為了執行其全球戰略，也為了自己國家利益考量，換句話說，國際關係理論或論述只是為了追求國家利益的一種說法而已。例如，美國在與蘇聯對抗的年代，強調“兩極體系”的“權力平衡”重要，要求東亞或西歐國家做為美國的扈從，支持美國圍堵共產主義的軍備安全政策；在美國做為霸權的年代，主張“霸權穩定論”對於全球秩序的貢獻，並要求其他國家應遵從美國的領導，而且要避免做一個免費“搭便車”的參與者；當美國的經濟力量大時，美國主張全球應該開放“自由貿易”，因而倡導“貿易和平論”；當冷戰結束，美國面對的是一個多元的世界時，美國一方面發展出“文明衝突論”，呼籲歐洲與美國這兩個基督教文明共同對抗伊斯蘭文明世界，防範儒家文明世界；另一方面又強調“民主和平論”，認為只有在全球均走上民主時，國際的衝突才可以避免。
我們首先要分辨出哪些是真正有助於國際和平的主張，哪一些又是為了強權自身目的與利益的論述；我們也必須認識每一個國際關係理論背後的真正內涵，以及如何避免在運用時所帶來的不良副作用。更重要的是，在討論兩岸關係時必須思考，我們討論的是兩岸關係，而不是國際關係中的外國關係。兩岸同屬中華民族，有相同的語言與文化來處理兩岸關係，因此在運用理論做為政策思維時，更需要避免把西方的理論變成“拿來主義”，而必須考慮兩岸關係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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