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島問題日益明顯地成為日本國內
右傾化佔據主導地位的重要標誌
釣魚島問題發生至今的四十多年中，日本右翼團體、右翼人士，一直在釣魚島製造事端，是導致釣魚島問題激化重要的直接原因之一。特別是2012年4月，極端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製造“購島”鬧劇，更把釣魚島問題推到了最嚴重地步。日本政府對於右翼團體、右翼人士在釣魚島問題上製造事端的動作，歷來採取默認、支持的縱容態度，例如認可“日本青年社”在釣魚島所設燈塔為航行標誌等。在釣魚島問題上，日本政府實際是與右翼團體、右翼人士沆瀣一氣，通過右翼團體、右翼人士的動作，不斷鞏固、強化日本對釣魚島的所謂“主權”和“實際控制”。日本右翼團體、右翼人士在釣魚島問題上，製造的事端越來越惡劣、對中日關係的衝擊越來越嚴重，這是右傾化已在日本國內佔據主導地位的重要反映。石原慎太郎提出“購島”並得到狂熱支持，就是其最新的表現之一。
二戰結束以來，雖然在美國佔領下日本進行了所謂的“民主化”，但一直存在著強大的右翼勢力。隨日本國力的恢復，右翼勢力也更加壯大，導致了日本日益明顯的右傾化。二十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後，特別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在日本經濟陷於長期的停滯狀態，一直未能走出困境的形勢下，日本的右翼勢力進一步壯大，歷屆日本政府越來越明顯地右傾化。右傾化已成為日本社會的主導方面。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社會政治現象，有著深刻的歷史和現實的、政治和經濟的，以及社會和文化的原因。對於這些，本文不做具體探討。要強調的是，日本的右傾化具有強烈的國家主義色彩。這是日本右傾化突出的特點，也是日本右翼團體、右翼人士始終插手釣魚島問題的基本原因。這些右翼團體、右翼人士鼓吹的國家主義，實際上是極端民族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混合體，在日本得到了相當廣泛的支持。他們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狂熱言行，不僅迎合了日本社會上由於經濟長期不景氣而在一般民衆中造成的焦慮、失落感，並導致了廣泛存在的國家主義情緒，而其還進一步煽動了這種情緒，並由此獲得了政治利益。石原慎太郎策劃和推進的“購島”鬧劇，就是非常典型的表現。石原的“購島”鬧劇居然一時獲得了很多支持，其本人和追隨者也都由此獲得了相應政治利益。這表明，二十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擴大事態、激化爭端，是日本右傾化已占主導地位的重要反映。
實際上，日本右翼團體、右翼人士，不僅在釣魚島問題上，而且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慰安婦問題，以及南京大屠殺等日本的戰爭罪責問題上，都採取了十分惡劣的立場和行動，對中日關係一再帶來嚴重衝擊。他們的言行不僅得到歷屆日本政府的縱容，而且在日本社會也得到較廣泛支持，已經成為中日關係一個嚴重的干擾因素。日本右翼團體、右翼人士鼓吹的國家主義，與日本政府推行的“大國戰略”一脈相承、互為表裡，而歷屆日本政府的立場和政策日益明顯地右傾化，也正是其“大國戰略”的重要表現。2012年12月二度執政的安倍晉三政府把否定戰爭罪責與“修憲”捆綁，極力推行，同時堅持對釣魚島的“國有化”，充分表現了其強烈右傾化的立場和政策。
日本具有在國際社會發揮重要作用的基礎和條件，日本爭取成為“大國”無可厚非。但實際的事態發展是，日本正在以極端民族主義和新保守主義混合的國家主義，作為其“大國戰略”的理論支持；以否定日本戰爭罪責、破壞戰後國際秩序為實現其“大國戰略”的主要方式。這將是一條危險的大國之路，不僅有日本發動侵略戰爭而淪為戰敗國的前車之鑒，而且已經引起中國和其它亞太地區國家的警覺。釣魚島問題的激化，已經進一步強化中國和其它亞太地區國家，對日本“大國戰略”的警惕。這一事態發展，不僅十分不利於釣魚島問題的處理，而且對中日關係有深遠的不利影響。
幾點討論
釣魚島問題不僅已在中日兩國受到高度重視，而且也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筆者認為，對於釣魚島問題有幾個看法需要更全面、深入的探討。
釣魚島問題與釣魚島附近海域的海洋資源的關係，長時期以來一直受到關注，但仍然需要做進一步探討。二十世紀60年代，國際科學界對於從台灣經釣魚島到日本九州的大陸架外緣地帶的油氣資源，做出了樂觀的判斷。例如1968年出版的“艾默里報告”肯定，“臺灣與日本之間的大陸架，很可能是世界上油氣藏量最豐富的地區之一”。由於70年代初即出現了釣魚島問題，所以不少人認為，對釣魚島附近海域豐富的油氣資源的預測，直接引發了釣魚島問題。日本官方人士和其他人士更是宣稱，正是釣魚島附近海域可能的豐富油氣資源，直接促使中國（包括台灣）提出“對釣魚島的領土主權要求”。這種看法明顯是表面化、片面的。釣魚島問題是中日兩國的領土主權歸屬爭端問題，和國際上其它同類問題一樣，本質上是政治關係問題。資源問題本質上是經濟問題，雖然很多資源的佔有和開發問題引起了領土主權歸屬爭端，但更多的領土主權歸屬爭端與資源佔有、開發沒有直接聯繫。如前所述，釣魚島問題的發生和激化，是日本通過與美國的私相授受，攫取了中國的固有領土釣魚島，嚴重破壞了中國的領土主權完整，而且在此後四十多年中，釣魚島問題的不斷激化，更是中日戰略利益矛盾、衝突的表現。在整個過程中，中國只是對於日本行徑做出反制。但應該看到，雖然釣魚島附近海域可能擁有豐富油氣資源沒有直接導致釣魚島問題的發生和激化，但卻為未來以共同開發的方式處理釣魚島問題，提供了基礎和可能。這是須受到重視的。
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中的影響和作用，是受到普遍關注的問題。美國不顧中國（包括台灣）的強烈反對，在1971年6月與日本簽訂的“歸還沖繩協定”中，以歸還“施政權”的方式把釣魚島“歸還”日本。美國的這一動作，直接導致了釣魚島問題的發生。2012年7月以來，在日本政府堅持推進釣魚島“國有化”，釣魚島問題嚴重激化的形勢下，美國國務卿、國防部長及其他高官一再宣稱，日本享有“釣魚島”的“施政權”，因此如釣魚島發生衝突，將“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的規定”。這被視為，美國在當前嚴重激化的釣魚島爭端中對日本的支持。但是，對美國的相關立場和政策，還須有更深入的認識。2012年7月以來，美國對於釣魚島問題的官方正式表態，始終強調對於釣魚島主權歸屬“不持立場”，並且以不同方式幾次公開表達了，對日本所採取的激烈動作的不滿。這些表明，在釣魚島問題上，美國對日本的支持是有限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實美國有著自己的目的。已經可以判斷美國的主要目的是：
第一，爭取把釣魚島問題保持在美國可控的狀態，在基本保持亞太地區穩定的基礎上，鞏固美國在該地區的領導地位，這是直接的目的。
第二，在進一步強化美日同盟的同時，也不對中美發展新型大國關係形成明顯的不利影響，從而更加突出美國在中日之間，以及在亞太地區的主導作用，這是更長遠的目的。
總之，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和政策，明顯偏於支持日本，但也對日本有所限制。實際上，美國的相關立場和政策有不可忽視的調整空間，這是十分值得重視的。
釣魚島問題和與之直接相關的中日關係的前景，不僅中日兩國高度重視，而且亞太地區國家和整個國際社會都十分關注。在釣魚島問題已成為牽動中日關係全域的問題的形勢下，首先重點處理釣魚島問題，並且以釣魚島問題的緩解帶動、促進整個中日關係的改善，將是正確、可行的選擇。處理釣魚島問題並不是徹底解決中日的領土主權歸屬爭端，這在相當長時間內都是不可能的，而是“降溫”，即減少對抗，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承認並保持釣魚島問題的現狀，而不是“恢復原狀”，是實現減少對抗的前提和基礎。在2012年9月野田政府對釣魚島“國有化”之後，以及中國作為反制，實現公務船進入釣魚島領海巡視常態化之後，釣魚島問題已經不可能恢復之前的所謂“原狀”，而只能以此現狀為基礎，爭取對抗不進一步增多、激化。實現對抗“降溫”很困難，但有可能性，關鍵是中日雙方都須承認、接受現狀，承諾保持而不改變現狀。
相對而言，承認、接受和保持現狀，中國比日本容易；實現釣魚島問題“降溫”、改善中日關係，日本面臨比中國明顯更大的壓力。所以，釣魚島問題和中日關係的前景，在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內，將首先取決於日本的選擇。領土主權歸屬問題對於當事國，都是國家的核心利益問題，其徹底解決歷來十分困難，而且歷來是國家關係中最敏感的問題之一。釣魚島問題對於中日兩國也是這樣。但中日關係的歷史顯示，在中日建交後的二十多年中，中日曾經成功擱置釣魚島問題，從而實現了中日關係的重大發展。基本的原因不僅在於中日之間存在重大的共同戰略利益，更在於周恩來、鄧小平，以及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等中日政治家，認識並把握中日共同的戰略利益，以中日關係大局為重。當前和未來時期，中日兩國的國內形勢和國際環境都更加複雜，維護中日關係的穩定、發展更加困難，也更加重要。所以，中日兩國政治家的膽識、遠見和智慧將更重要、也更需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3年12月號，總第19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