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看病難看病貴添新憂 放大公眾醫療焦慮
1、實習生行醫潛規則 熊卓為案痛揭醫療黑幕
三年前北京大學醫學教授熊卓為慘死於北大醫院實習醫生手術刀下一案，此事經央視曝光後，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義憤。人們無法想象，在北大醫院這樣一所赫赫有名的三甲醫院，竟然會讓醫學院在校學生以主治醫生的身份對患者進行診療和搶救，而且這種現象如此之普遍，以至於不但普通病人被“治死”者不乏其人，連身為本醫院研究員的熊卓為也遭此厄運。（上海文新傳媒網）
按央視記者調查，北大醫院當初負有責任的實習生非但沒被問責，反倒成了該院主治大夫；有護士毫不避諱地告訴記者，現在住院處的主力醫生，有不少就是在校學生；在被問到“有無職業資格證”，竟有回答稱“明年就可以考”。如此不以為然的狀態，讓人著實懷疑其是否已成行業“潛規則”。
像北大醫院這樣歷史悠久、國內外知名的醫療機構為何敢公然違法，而且在事故屢屢發生之後依然不改？國家和北京市的衛生監管部門為何在這裡失控？這樣一家知名的醫院都不遵守國家法律、不尊重患者生命權利，不僅讓人震驚，更讓人寒心，全國到底還有多少類似的醫院在草菅人命？有自稱醫療界人士爆料，“全國大多數醫院，無證行醫現象十分普遍”。如果此言不虛，這是怎樣觸目驚心的“黑幕”？（陝西《華商報》）
這條新聞的“看點”還在於，針尖遇到了麥芒、專家頂上了專家，實習醫生恰恰醫死了醫學教授，高手過招，因而得以把層層醫療黑幕揭了個底朝天。如果換作普通老百姓，北大醫院權威的一句，“病人死於術後並發症肺栓塞，跟學生行醫沒有直接關係，醫院對此無需承擔責任”，早已把你搶白得底氣全無。外行告內行，打官司勝算能有幾何？（浙江《錢江晚報》）
2、利益驅動種下惡果 北大醫院“學生軍”唱主角
拋開沒有執業資格這些法律問題，熊卓為教授其實是死在對醫院潛規則的無知和醫療資源短缺的醫療痼疾中。熊教授碰上了實習醫生，其實是遭遇了另一種“看病難”的問題。在中國，教學醫院一直還扮演著“實習基地”的角色，加之目前醫患之間“供少需多”的局面，名醫“日理萬機”，既要忙接診，還要忙教學，還有很多科研項目、出國交流，更有利潤極高的走穴、辦診所、接私活，北大醫院裡的常規醫療，自然大多是一幫“學生軍”臨陣磨槍。
如此不負責任，又如何避免事故呢？可以說，很多醫療事故如果深查，都跟醫院的管理失職失責脫不了幹系。熊卓為案曝光後，院方僅以“沒有代表性”敷衍，把過失推到實習生身上，其責任意識和安全意識何在？（法國《歐洲時報》）
按照北大醫院院長劉玉村提供的數據，北大醫院的純收入大約在2.4億，不比一家大型企業的利潤低。三甲醫院為了追求跨越式發展，為了所謂的公益與發展兼顧，往往犧牲了服務質量，得到了日益好看的門診量和數據，為了應付日益繁重的醫療任務，大量初出茅廬的學生推上了一線，這些醫療機構經濟利益背後的利益驅動才是導致事件發生的必然因素。（重慶華龍網）
3、老百姓看病更憂心 就醫安全成為最大焦慮
可以這樣說，熊卓為案由於事關中國百姓頭上“新三座大山”（看病貴、上學貴、房價高）中的醫療問題，因而引發了各方都始料未及的衝擊波。作為全國知名的三級甲等醫院，北大醫院對內行的“自家人”都能發生如此令人驚懼的“偶然事件”，其他普通病患可能得到什麼待遇，我們自然會產生聯想。作為普通的老百姓，我們既無熊卓為教授顯赫的身份，也沒有自己單位的醫院可去，有朝一日我們去醫院看病，遭遇會不會比熊卓為教授更為悲慘？普通人就醫還能有安全感嗎？（重慶《重慶時報》）
普通老百姓一無權勢，二無門路，他們不知道醫生是否在用真心為自己看病，不知道醫生給自己開的處方是真的對症下藥，還是為賺提成？他們更不知道，當自己生了病被送上手術台後，給自己動刀的到底是誰？是填手術單的主治醫師，還是平日裡跟在主治醫師身後抄抄寫寫、問這問那的，那些還沒有走出校門的醫科實習生？按照王建國的說法，他的一個醫學專家朋友參與了最後的搶救，才發現了問題。普通老百姓恐怕沒有這樣的朋友，如果他們的親人也遭遇到了此類不幸，是否只能認命於院方給出的“並發症”結論？（遼寧《半島晨報》）
從這起事件中，我們還能看到相關部門躲在制度缺陷後的冷漠和麻木。看病難、看病貴，已經令民眾不堪重負，可現在的情形卻是，你不單要忍受看病難和看病貴的苦楚，而且看病還要冒一定的風險。這才是北大醫院事件，給公眾造成的最大焦慮。我們曾經以為，無證行醫只存在於那些證照不全的“黑診所”，我們曾經相信，到正規醫院看病是安全放心的。直至合法醫院爆出無證行醫釀成的醫療事故，我們才感到看病是如此地沒有安全感。誠然，患者可以自覺遠離“黑診所”，但當非法行醫披上“合法”的外衣，在正規的公立醫院招搖過市，我們已經無路可走。（廣東《羊城晚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