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工二代之痛 中國轉型時代悲劇
1、轉型關鍵時期 心靈危機襲擊中國
富士康員工墜樓身死，不僅僅是富士康員工之殤，更是中國之殤，是處在轉型關鍵時期的中國必須面對的時代悲音。作為中國最大的代工企業和最大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之一，富士康所面臨的問題正是“轉型中國”問題的縮影，數十萬人口遷移，卻沒有相應的社會管理機制配套，戶籍制度、城鄉二元結構等障礙仍把外來打工者們遠遠地擋在了城市之外。“富士康‘跳樓’事件，折射了我國經濟、社會轉型的迫在眉睫，對外來務工者社會權益、生活權益的欠債已到了不得不還的時候。”（北京《瞭望》周刊）
南方周末記者在《潛伏富士康28天手記：與機器相伴的青春和命運》一文中寫道：“他們活得最闊綽的一天是每月的10號，發工資的日子。這一天，自動提款機與特色餐廳里都會排起長隊，以至於提款機也會時常被提空。工資由當地最低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費組成。每個員工都會簽一份“自願加班切結書”，隨後你的加班時間便不再受法律規定的每月上限36小時的約束。但這並不是什麼“壞事”，相反，在許多打工仔看來，加班多的廠才是“好廠”，因為“不加班，根本掙不到錢”。（）
種種跡象表明，富士康招人好像特別偏愛“窮二代”，接二連三的員工墜樓事件折射出他們的集體困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富士康“九連跳”是跳進了同一個“空洞”，是工業化大生產時代機械扭曲人性的心靈危機。以80後和90後新一代農民工群體為例，正如一些學者所發現的那樣，與他們的父輩不同的是，他們可能沒有上一輩的勤奮堅韌和忍辱負重，但卻有著更大更多的欲望和追求，至少在一個被城市化和工業化浪潮裹挾的時代里，他們已經成為“回不去的一代”，而日益邊緣的社會地位更加大了他們現實和夢想之間的距離，許多人成為了“無望的一代”。這對管理者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新一代農民工群體不僅僅只是“生產成本”，或者“待開發的人力資源”，如果他們不能成為社會開放和企業成長的真正受益者和價值分享者，那麼從一開始，他們都是失敗者。這時，富士康創始人郭台銘所崇尚的任何“軍事化”的嚴苛竣法，在管理者看來是簡單有效的剛性法則，可對這些年輕的打工群體來說，有時一種體罰，一聲責罵，或者一種對於人格的羞辱，都可能成為他們從高樓縱身一躍的衝動來源。（四川《華西都市報》）
在新聞報道中我們看到，一些員工把倉庫常見的拉貨油壓車稱為“寶馬”，然後以性能好壞，分為“豐田”“吉利”和“奧拓”等，這個細節，正是這種背景最好的還原，他們憧憬著開著寶馬的生活方式，但卻拿著每月900元的最低工資，加上加班費，沒有成為“月光族”就算不錯了。而這其實很殘酷地揭示出了一個社會深層的問題：當社會的上升渠道與空間越來越小越來越難，而社會價值的衡量標準，卻越來越以這種物質財富上的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為取向時，那些出身於底層的孩子們，如何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誰又能引導他們有一個正確的人生觀，而放棄眼高手低，甚至罔顧現實過高地設定自我社會期待？（陝西《華商晨報》）
2、人口紅利將盡 中國面臨嚴峻考驗
回望30年，中國的經濟成就離不開對於人口紅利的依賴，而富士康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的得益者。中國南方城市大量廉價和過剩的農民工勞動力，為跨國公司的工廠轉移提供了低廉的生產成本，而代工企業是最典型的依賴成本優勢模式的類型公司。富士康創始人郭台銘進這樣誠實地解釋過公司的發家秘密：富士康的高速成長，靠的是“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設備，一流客戶”。然而，時過境遷，這一成本模式連同國家命運一起，正在經受嚴峻考驗。
隨著80後群體的主流化和90後年輕人進入社會，中國經濟長久依賴的人口紅利模式將走到盡頭。人口老齡化、社會嚴重分層對更年輕一代農民工帶來的擠壓，甚至考慮物價上漲，新一代的打工者同樣的勞動時間所獲得的薪酬，可能要遠遠少於第一代打工者，都會帶來新的問題，而這些新因素出現的諸多問題，有些儘管被富士康企業管理者所忽視或者意識到，但許多都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或者拿出相應解決辦法來。（廣東《21世紀經濟報道》）
3、貼牌模式之痛 反思“中國製造”契機
貼牌到底是機遇還是陷阱，這是中國經濟界一直在爭論的話題。以蘋果iPhone為例，蘋果委托富士康加工的產品，能獲得約45%~55%的市場毛利，當然，它需支付品牌和市場營銷費用等等。富士康獲得的只是其售價6%的加工費，它用這6%支付場地、倉儲、運輸、水電、人工、管理等開支。其實，在富士康還沒開工之前，這個全球分工遊戲就決定了富士康必須以低成本優勢才能分到全球產業鏈上“製造”這杯羹。富士康模式是我們的痛，也是我們的現實。
這種驚人的生產能力，在消耗了大量能源、創造了天量GDP的同時，卻沒有帶來另一個我們想看到的結果:讓參與全球分工的工人也都變得富裕。也就是說，中國工人的勞動讓國家已經變得富有，還帶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但工人本身並沒有分到應得的回報。這是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必須付出的代價嗎？當然，現實地講，貼牌是中國發展的必然階段。全球化趨勢下的經濟細分，確實讓貼牌成為中國迅速擴大經濟總量的一種不錯的選擇。但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是:我們已經貼了20年，我們可以一直貼下去嗎？我們願意一直貼下去嗎？我們能夠永遠以“成本優勢”去“招攬生意”嗎？（上海《第一財經日報》）
在一個時代轉換的背後，總是充滿了無數底層承受者的巨大成本和犧牲。一如當年上世紀80年代末一代國企工人下崗再就業的自覺犧牲成就了國企改革的成本，今天，中國的經濟成就依舊離不開這數千萬年輕的農民工群體，他們往往來自一個偏僻的鄉村，懷抱青春理想，來到一個陌生的城市里尋找生存和發展機會。5月6日這位名叫盧新的自殺者曾在他的最後一篇日記里這樣寫道：“放棄了最喜歡的公共職業:支持西部建設，為了錢，來到了公司，結果陰差陽錯沒進研發，來到製造，錢還算多，但在浪費生命和前途……哎，真的很後悔……現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錯了，很迷惘……”。平心而論，“富士康現象”背後的自殺員工悲劇，不僅僅是一個企業的失敗，它也見證了一個時代的病灶。（廣東《21世紀經濟報道》）
從某種意義上說，富士康是“中國製造”的一個縮影，在製造財富神話的同時，也在製造著人性悲劇。但願富士康的“八連跳”能夠成為社會尤其是政府反思“中國製造”的一個契機。在人口紅利被過度透支利用、依賴低廉勞動力的發展模式已不可持續的今天，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和定位今後的發展模式。更重要的是必須明確選擇發展模式所要倚重的價值標準：是以利益為核心，還是以人的價值為導向？是在致力於為眾多外來投資者創造巨額利潤，還是在為中國探索一條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雲南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