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限治堵 治堵方案公車免責？
1、拿私家車開刀 治堵板子打在民眾頭上
此次北京市出台的治堵新政，從“建、管、限”三個方面構建了交通擁堵整治體系，其中將治理重點放在了“建”、“管”兩方面，這一思路被業內人士所贊同，也被認為是治理城市交通擁堵的正確方向。但按照實施細則中的解釋，“本市將繼續實施機動車工作日高峰時段區域限行措施和黃標車限行規定，加強外埠進京車輛管理，有效减少中心城高峰時段交通流量。必要時，實施重點交通擁堵路段高峰時段機動車單雙號行駛措施”。（北京《法制日報》）
有不少人對北京市限制汽車消費的措施提出質疑，相比于限制私人消費，為何對使用頻率更高的公車却很少提及？曾擔任中國汽車工業咨詢發展公司首席咨詢師的賈新光認為，限行措施有讓私家車對公車讓路之嫌。“北京市的公車每年行駛路程高達5至6萬公里，而私家車僅僅為1至2萬公里，在這一點上，北京市的交通治理是再度拿私家車開刀”。這顯然無法讓民眾信服。（北京《中國汽車報》）
許多人說，城市道路擁堵是由於城市規劃缺乏前瞻性所致；有人認為，這是公共交通不發達、公共交通設施落後的緣故；還有人稱，這是私家車太多造成的後果……即便這些話都有一定道理，也不妨想想，城市規劃、公共交通以及汽車產業都是誰在制定相關政策，又是誰在負責協調和發展的？不言而喻，從路口的紅綠燈到整個城市的交通規劃，背後都有一隻政府的手。那麼，但凡紅綠燈設置不合理、交通規劃滯後、公共設施不完善等等，是不是體現了政府部門的管理能力？現在的問題在於，政府部門未能很好地履行職責，却把責任都推給了老百姓。不管是限行、限購還是提高停車收費、徵收擁堵費，板子全打在了老百姓頭上。（上海《新聞晨報》）
2、限私不如限公 公車乃是城市治堵“頑疾”
公車改革屢遭擱淺是車滿為患和城市擁堵的重要原因之一。資料顯示，公車是城市車流中重複使用率、空置率最高的車種，對於本來就緊張的城市道路資源而言就是巨大浪費。保守估計北京的公車有70萬輛，占機動車總量的15%。尤其是治堵的價格杠杆對公車沒有效力，特權車甚至對懲罰性的經濟調節措施都不敏感，它們成為治堵中的“頑疾”所在。2006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時，北京封存49萬輛公車，交通狀况即刻好轉。可見城市治堵在追求效率時，必先要整頓好公車這個關係全局的障礙。（廣東《南方都市報》）
綜觀治堵措施，各機關、部門公務車輛的編制、數量、牌照號碼等，都應在册、公示，每月加以考核，考核結果也應及時公布，以便輿論監督。對“超標”、“越線”的部門和個人，則應有量化、公開、可操作性的懲處原則；這些原則條款本身，以及對違反者的懲處結果，同樣也應公示。治堵方案對公車的重要手段僅僅表述為，“十二五”期間，北京市各級黨政機關、全額撥款事業單位不再增加公務用車指標。也就是在未來五年內，北京市不再新增公車。這樣的公車治理舉措，與公車對交通擁堵的“貢獻率”極不相配。（北京《新京報》）
與此前社會公眾的熱切期待相比，治堵方案中的公車治理內容非常少。這樣一份聲勢浩大、動作不小的治堵方案，公車却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逃逸”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如果僅對社會車輛進行限制，而公車“免責”，那麼公車私用的現象無疑有增無减，會有更多的單位以各種名目購置公車，再派發到個人手中使用。顯然，公車不减，一切針對“非公”的措施不但難以有效執行，反而會增加社會成本，公車特權更可能造成社會不公，引發深層矛盾。（北京財新網）
儘管多方呼籲，甚至高層多次強調“公車改革時機已經成熟”，歷經10年的公車改革試點仍然“在研究”。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市紀檢監察學會副會長任建明指出，公車改革“並沒有想像得那麼難”，而一直未能付諸行動最主要的原因是，改革的對象恰恰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者。既得利益者“當然沒有動力對自己‘下手’”，這才是公車改革長期以來空有口號、不見行動的根源所在。（北京中國網）
3、治堵“限”字當頭 政策最終失效恐難避免
《法制日報》記者瞭解到，目前，部分大城市為緩解城市道路交通擁堵都紛紛出招，諸如收取擁堵費、限買小汽車、小汽車限號等等。對此，道路暢通工程專家王煒表示，這些措施確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緩解交通擁堵的目的，但是這些臨時舉措多為“表”而不是“本”。因為在部分城市採取這些限制舉措的基礎上，往往還會有大量的潛在需求在支撐。
北京此前用單雙號措施限制交通流量，使很多家庭選擇購買第二輛汽車；上海高價拍賣汽車牌照，使大批掛著周圍省市牌照的車輛入滬搶占道路資源。（北京人民網）
“面對擁堵，恐怕單靠消極的限制手段進行治理難以從根本上解决。以限制車輛為例，事實證明，限制居民購買汽車的行為更是已被各國所證明屬于公共政策失敗的經典案例。而且，在北京市城區的房價已經遠遠超出普通民眾購買能力的情况下，房價的擠出效應讓普通民眾只能選擇去偏遠的郊區買房，在公共交通不發達的情况下，買車就成了必然的選擇。因此，靠限制車輛解决擁堵是最為簡單粗暴而且成效甚微的辦法。”經濟學家、中國民主建國會北京市委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馬光遠博士告訴記者。（北京《法制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