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眾維權困局 見證三一五之重
1、維權“治亂模式” 三一五已成消費者節日
今年央視的3•15晚會，雙匯火腿腸、錦湖輪胎、國美電器等企業被曝光存在問題。與往年類似，問題爆出後，企業回應，或致歉、或整頓、或喊冤；相關政府部門表態，或檢測，或罰款。
這已經成為3•15的一個“治亂模式”：在消費者的“節日”到來之前，企業坐立不安人心惶惶，當晚被曝光的企業的聲譽墜入深淵，然後是有關部門出面表態，再之後，可能是運動式的整頓。而風頭過去之後，有些問題依然存在。
這樣一個“治亂”路徑之中，消費者、媒體、企業、政府部門之間形成一個鏈條，它的順序是：企業“作惡”消費者“被騙”媒體“曝光”政府“懲處”。（北京和訊網）
多年來，曝光在繼續，問題在繼續，查處在繼續。也就是說，從消費者的角度講，雖然3•15大快人心，但也只是那麼1天而已。不良企業，通過各種手段，躲過這一天之後，仍可以安然無恙，消費者難免繼續受騙。
如何改變這種狀況？企業“作惡”消費者“被騙”媒體“曝光”政府“懲處”，這樣一個鏈條首先值得反思。如果企業“作惡”在未經曝光之前，相關政府部門就能盡職地將其“懲處”，消費者“被騙”的幾率才會減少。這就需要監管企業的政府部門，更多行動在媒體之前。那些負責監管產品質量的部門，尤其是涉及消費者生命安全的監管部門，應該走到前面。首先，這是他們的職責所在，如做不到，就是失職；其次，他們擁有相應的權力和手段可以做到比媒體的調查更權威，如做不到，就是缺位。（北京《新京報》）
2、依靠央視曝光 媒體打假凸顯監管失靈
看著從3月16日起忙碌起來的各個部門，真是忍不住想問：假如央視不說怎麼辦？
給人的感覺，媒介似乎是風向標、指揮塔，媒介曝光了，大家才行動起來。要是媒介沒曝光呢？是不是就放過了，或者聽之任之，直到出了大事為止？依靠媒介曝光來行動，雖然痛快，卻也有很大弊病。首先，不可能保證所有媒介在所有事件上都是公正的，這可能為媒介的權力尋租提供土壤。
其次，會讓一些人，包括政府部門和企業，都有“民不舉官不究”的依賴性，“3•15”曝光了，算是撞槍口倒黴，沒曝光就能再混一年。第三，受害的消費者全指望媒介了。正常的渠道走不通，走得難，也是對社會的傷害、對偽劣產品的縱容。（北京《法制晚報》）
年年3、15晚會，年年集中曝光，且素常的造假大案，也多是由媒體擔綱曝光。這已然使人有了一種思維定勢，似乎帶頭打假就該是媒體的事情，有關監管部門充當的永遠是殿後、打掃戰場的角色。這種錯位極不正常！眾所周知，監管部門理應本著高度負責的態度，對商家造假、市場售假等行為負全責，理應如嗅覺靈敏的警犬那樣發現任何造假行為，並及時予以查處。這既是其肩負的使命與職責，亦是其正常的工作範圍，恰如拿工資做事情，當和尚敲鐘，絲毫懈怠不得，也推脫不得。
其實，無論是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我相信相關信息頭一個反饋到的部門，必定就是相關監管部門而非媒體，最有條件了解真相的，只能是監管部門。現實情形是，監管部門總是嗅覺不敏、閉目塞聽，且總是後知後覺、行動遲緩。之所以若此，並非是媒體獨具慧眼、本領高超，只能說是監管部門或是麻木遲鈍、不負責任，或是失效失靈、失職瀆職，甚至不乏個別地方貓鼠合謀、黑白通吃的現象存在。以前述“瘦肉精”為例，據央視記者的調查，在河南孟州、沁陽、獲嘉等市縣，生豬養殖環節違禁使用“瘦肉精”，幾乎成了一個公開的秘密。而“瘦肉精尿檢”、生豬檢疫等如同走過場，有的“尿檢”甚至用人尿代替。每頭豬只需花上兩塊錢，就能買到“三大證明”，再花上一百元“打點”省界的檢查站，便可以一路綠燈送到外省的定點屠宰場。每頭豬交上10元錢，就能最終得到一張“動物產品檢疫合格證明”，致使用“瘦肉精”喂養出來的所謂“健美豬”堂而皇之地進入市場。試問，這樣的“一條龍”生產、銷售過程，各級監管部門是真的不知道，還是佯裝不知道？是真的沒辦法知道，還是壓根就不想知道？
既往的事例已經證明，只靠媒體的曝光而沒有監管部門真刀真槍地進行監管、查處，問題永遠不會得到根本的解決。媒體曝光的只是個案，“嚴肅查處”的也只是被曝光的個案，並不能撼動相關領域、部門的造假行為。（北京光明網）
3、三一五火了二十年 爆猛料不如政府做“細功”
央視“3•15”晚會火了20年，年年爆猛料，但消費者權益保護卻並未得到根本改善，其根源何在？恐怕還是源於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本身“質量不過硬”，所以，商品質量，當然難以靠商家的良知來保證。
如果放寬我們的視野，經驗觀察就可以發現，商品市場上產品的質量，往往與一個國家的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產品的質量呈正相關關係。如果這個國家的政府廉潔高效，具有較高的治理技術和能力，能夠提供高質量的公共產品服務，那麼，這個國家商品市場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的質量也往往比較高，反之亦然。換句話說，公共產品的質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商品市場上的產品質量。比如歐洲國家中，南歐在消費者權益保護上整體上不如西歐，而南歐在政府治理能力方面整體上也比不上西歐。原因就在於一個廉潔、高效，具有較高治理能力和技藝的政府，無論是在市場規則的制定以及規則的執行上，都更為有效。
因此，如果我們要更好地保護消費者權益，光有媒體的猛料顯然不夠，更重要的是政府各有關部門的“細功夫”。首先，政府要能夠更靈敏地監控市場並作出反應，及時地為新型產品和交易方式提供規則。比如，為什麼在金融、房產、團購、網購等方面的消費上，消費者維權比較難；為什麼國外品牌對中國消費者權益極端漠視，極力開拓中國市場卻不提供與歐美國家消費者同樣的高品質服務，就是因為我們缺乏明晰的規則。其次，必須保證有效“執行規則”。政府各監管機構必須克服部門利益，形成聯動，形成縝密的執法之網，而不能“各自為戰”，“有利一窩蜂，無利不起早。”對侵犯消費者權益的，不僅要有重懲的規則，更要有真正實現重懲的執法。（北京《法制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