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時殷弘論“一帶一路”與中國戰略 作者：時殷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薛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李少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專業博士生
訪談對象：時殷弘（北京）
訪談人：薛力（北京）
訪談時間：2023年7月22日下午
訪談地點：北京
時殷弘：“一帶一路”十周年綜論
2013年9月和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後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隨後，習主席在周邊外交座談會上正式將兩個倡議合併在一起，作為中國加強周邊外交的重大戰略指導。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正式提出“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的要求，“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可謂由此上升為國家戰略，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2018年8月，習主席就“一帶一路”強調要畫好“工筆畫”，由此更具體更切實地指示了這項事業應有的根本路徑。
在就“一帶一路”已有的大量討論中，需要顯著加強目前還很不充足的一類討論，是關於奮發有為的同時必須審慎從事的。需要就“一帶一路”以及“中巴經濟走廊”和高鐵項目輸出等等的設想和籌畫去思考相關問題。它們歸結起來，就是要心態審慎、政治審慎和戰略審慎。
必須深入認識別國充分參與創設的必要性，為此進行更充分的國際協商；必須將它們真正地做成國際集體事業，因為這樣才能消減外部阻力，爭取它們的真正成功。現在關鍵的瓶頸在哪裡？在中國與多個擬合作國家之間的主要是雙邊的國際磋商和談判真正以共創為目標實現擴展和深化。
應當回過頭來更深入地理解“一帶一路”既是中國的事業，也是廣泛的國際共同事業。要真正認真地向“一帶一路”沿途國家探尋它們各自真正需要什麼，而不能主要由中國來界定它們需要什麼。必須充分重視中國與“一帶一路”沿途國家的當代生活經驗的對接，包括發展經驗的對接，不能想當然地設定中國當代大搞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拉動經濟的路徑廣泛適用、普遍受歡迎，漠視不同國家、不同社會的複雜特殊性，甚或在有些場合跟我們相反的取捨傾向。否則，我們就會重蹈我們自己反復批判的西方普遍主義。
還有，至今為止關於“一帶一路”的創意幾乎都來自中國。這是不應當的，需要將某些重大的創意刻意地留給別國，為此可以等待，在等待中妥善地動員，並且由此增長別國合作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還須明確地認識到，中國方面的有關戰略規劃衹是所需戰略規劃的一部分，此外還需要有與合作國家的共同的戰略規劃，而且前者還必須按照後者予以調整。嚴格地說，衹有與合作國家的共同的戰略規劃才是唯一算數的。
中國必須注意少說多幹，說得過熱就一定會加劇俄羅斯、印度的反感，並且引發和加劇中亞各國、東南亞國家、南亞及印度洋小國的猜疑。對中國而言，“一帶一路”的對華地緣戰略意義大致衹用關起門來自己議，不應當少有顧忌地公開講，否則衹能“證實”外國的擔憂和猜疑。要充分地認識到，在上述各國的領土上建設龐大的基礎設施體系固有天然的敏感性。這些國家當然有關於長遠的主權、自主、安全以及利益分配的疑問和擔憂。這類建設天然地容易引起各國民族主義性質的疑慮，激起民族主義籠罩下的國內政治論爭和相關的不良效應，假如中國做得不夠恰當的話。對於外部的疑慮、擔憂和利益追求，要認真研究它們在什麼程度上是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中國應該如何更合適地對待。
推進“一帶一路”等宏偉項目的速度不可太快，“欲速則不達”。飯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因此，一定要分階段，分不同的階段性深度。一定要對我們的知識限度、影響力限度、戰略策略的精明限度有清醒的認識。需要仔細區分或分辨就不同問題領域、不同區域和不同國家而言的一項項不同的具體形勢，形成和修改不同的和具體的戰略設想，甚或戰略規劃。要根據經過持久證實的實際情況，調整我們的抱負、實踐力度和規劃，在某些方面予以加快和加強，在另一些方面放緩和收縮，以待基本條件改善，以待擬合作國家在它們自己的參與利益與參與風險之間作權衡和平衡，並且較多地傾向於參與利益。為此，最重要的是真正衷心地互惠共創，以至於共有共管。要尊重對方，禮讓對方，乃至薰陶對方。
推進“一帶一路”以及其他重大對外經濟項目必須從中國經濟和財政全局的視角去看待。由此而來的一項重大要求，是儘管其中的不少組成部分必須首先服從非經濟、非財政的目的，亦即優先服務於外交、戰略或政治目的，從而至少在一段時期裡接受經濟和財政方面的負面效應。然而，它們總的來說必須產生經濟、財政利潤，否則從長期來說，所需的中國國家資源將難以為繼。也因此，審慎地從事經濟、財政評估，不讓它們總的來說成為中長期的虧本項目，是推進“一帶一路”和其他境外建設項目的一大必需甚或底線。而且，由於它們大多將處於經濟風險較高的欠發達國家境內，這項必需或底線就特別要在規劃和實施中予以注意。
在激烈、複雜的南海爭端與推進海上絲綢之路之間存在顯而易見的矛盾。由於越南、緬甸、印度三國在經濟、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方面相對最重要、最長遠的意義，也由於它們尤其印度的對華猜疑、防範相對強烈，加上它們現有的對華關係狀況相對較差或甚差，因而中國在推進海上絲綢之路方面有個短期和中長期的根本問題，即如何盡可能地減小它們的對華疑慮和不滿，如何使之逐漸在參與利益與參與代價或風險的國策權衡中．盡多地傾向於前者。目前突出的問題是南海爭端、中印領土爭端和中印邊界間或緊張加劇它們的對華疑慮和不滿。所以中國面對一個戰略輕重緩急次序的安排難題：海上絲綢之路與南海爭端和中印領土爭端究竟孰先孰後，孰易孰難？需要做出一個艱難但必要的、關於這方面戰略輕重緩急次序的正確決斷。
還需談到中國經濟外向擴展的根本內在平衡問題。“一帶一路”倡議，主要面向中國西部、南部和北部外緣的高鐵輸出，中巴經濟走廊創設，外加中國在非洲、中東、拉丁美洲等區域進一步擴展經濟存在的宏圖和實踐：所有這些動態伴有一種不利的政策觀念，即中國的許多官員、機構、學者和媒體將進一步對外開放壓倒性地置於中國西面，或曰西進，而太少考慮、呼籲和規劃東進、北進，也就是跨越太平洋和歐亞內陸的進一步經貿途徑，或者說與發達國家的更大規模的互惠開放。
雖然中國可以從西部以及南部大外緣、亦即“一帶一路”沿途國家取得能源和礦產，獲取某些錢財，為某些過剩生產能力找到境外出路，並且產生更大外交影響。可是，中國已經有多方面的境外能源和礦產來源，大致不太缺乏錢財，何況過剩生產能力找到境外出路的好處大致衹是暫時和局部的，因為這有可能減弱調結構和搞改革的倒逼壓力。從長遠的升級式發展來說，中國相對最缺乏和最需要的是廣義的先進技術，而這基本上衹能從中西歐、北美和日本得到。中國必須盡可能減小困難，進一步跨越太平洋和歐亞內陸兩大空間，以擴大而不是縮小發達國家資本的中國市場准入作為交換條件，爭取增進中國對它們的直接投資，爭取吸收廣義的先進技術，促進中國進入世界貿易、世界技術和世界操作管理的高端的進程，以實現以小換大，或者以大換大。簡而言之，這方面中國不僅要向西看，而且從長遠來說更要向東看和向北看。
在當前形勢下，首要的是正確應對中美貿易戰和高技術戰，正確應對與這方面改革密切關聯的國內有關困難，以便保護中國的經濟和金融免遭大損傷。顯而易見的方向是將“維穩”應用於中國經濟和金融，使之成為頭號國務。因此，相關的戰略陣線，包括朝鮮問題，台灣、東海、南海事務操作，中美軍備競爭，對俄戰略軍事協作，“一帶一路”倡議等，總的來說已經必然退居次要地位。經濟、金融維穩優先，有效應對高技術戰的持續升級，儘量減小經濟、金融的易受傷害性，爭取實現可得可用的國家資源的合理和經久的較充裕供給。不僅如此，由於同樣的原因，戰略陣線與過去多年相比將進行收縮。在這個陣線上，衹有台灣問題和與美國的軍備競爭比其他戰略事務優先。所以新的輕重緩急次序安排對中國來說將是一個重大戰略問題。
2018年初以來，加劇變更的世界政治經濟已開始危險的“兩分”。一方面，美國政府越來越可能與其餘所有發達國家分別達成自由貿易安排，成功地謀求與發達國家及其緊密夥伴一起構建新經貿規則體制。另一方面，中美之間的所有各類基本矛盾嚴重加劇，加上美國政府實行“抱團經貿”方針，可能迫使中國少有選擇，也就是衹能在越來越大程度上與友好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與“一帶一路”合作國家從事對外經貿活動。顯而易見，這類經貿合作的利潤前景將相當有限，中國資金將低回報甚或無回報地大量外流，與在發展中世界非常廣泛、深入、急速地介入相伴的各類風險將顯著增進，同時這些介入大致不會促進我們技術的廣泛升級。因此，中國必須盡最大努力爭取減緩世界經濟兩分，阻止中國的長遠前景受到歷史性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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