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成為廢墟，“國在山河破”，但精神上獲得重生。這個古老的民族開始了新的生命歷程。戰爭沒有在日本本土進行，因此，日本是“國破山河在”。這個“國破”不僅指一般意義上的國家滅亡，還指一個民族在精神上的死亡。日本民族的精神在這場戰爭中遭到重創，其完整性直到今天也無法恢複。美國占領日本，主要還不是軍事意義上的占領，而更看重精神上的征服。麥克阿瑟飛往東京時，隨從問他帶不帶槍，他說：“什麼也不帶，就空手去，這樣對日本人更有震撼力。”結果，日本人看見麥克阿瑟，就像看見神一樣。日本外相重光葵到“密蘇里”號簽署投降書的前一天，裕仁天皇對他說：“你要把明天當做日本新生的第一天，所以你要趾高氣揚地去簽這個字。”裕仁大大低估了美國人。美國戰後對日本進行改造，主要是在精神上瓦解和壓制這個民族。美國人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這個東方民族頭上。事實證明，東方民族西方化是不健康的。美國利用雅爾塔體系把日本打回到了明治時期的起點。它是不是想讓大和民族也回到最初的起點呢？
70年來，日本右翼政客每次參拜靖國神社，骨子里都有挑釁美國的意味，因為那些甲級戰犯正是被美國人逮捕并處死的，但美國沉默如山。它在日本駐有重兵，而且都在戰略要衝。70年前兩顆核彈爆炸的巨響聲猶在耳邊。美國根本不怕日本鬧事。美國成功了。日本輸得服服帖帖。美國占領世界那麼多地方，無論在阿富汗，還是在伊拉克，襲擊無日無之，只有在日本一次也沒有發生過這種襲擊。不錯，日本是如裕仁期望般“新生”了，但這是在美國人強勢主導下的“新生”。日本成了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一枚棋子，再也沒有了對弈者的身份和心態。明治時期的精氣神一點兒也沒有了。2011年日本發生大地震，東京劇烈搖晃，一棟棟大樓都“吐出”滾滾人潮。一位中國作家寫道：“大街上全是人。他們都在一種異樣的沉默中緩緩移動腳步。打個不恰當比方，好像遺體告別儀式時那種靜默和步履。雖然沒有哀樂，但所有人腳步移動的節奏都是一致的、有序的。上百萬人在一步一步往家的方向走。”有人贊賞這種狀態，認為日本人井然有序。我卻不這麼看。從這種舉動中你難道看不出壓抑和窒息嗎？這是萬衆一心嗎？這是萬人一面。明朝人在揚州和嘉定不也都出現過類似情景嗎？人一旦成了機器還叫人嗎？恰恰是兩個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民族都被人稱為“機器民族”，難道其中有什麼深奧之處嗎？我經常研究日本人的名字。從日本人名字的變遷中可窺一二。明治時期，日本人的名字大都英氣蓬勃，如伊藤博文(君子博學於文)、山縣有朋(有朋自遠方來)、夏目漱石(枕流漱石)、大隈重信(民無信不立)、宮崎滔天……上世紀初，還是中學生的毛澤東給宮崎滔天寫了一封信，上來就稱呼道：“白浪滔天先生。”我想毛澤東一定注意到了日本姓名的不凡之處，否則他不會這麼叫。這些鏗鏘的名字已經離今天的日本人遠去了。
抗日戰爭過去70年了，日本仍有些人對戰勝了他們的中國人民耿耿在念，這是日本民族精神矮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哪有一個戰敗國，對徹底的戰勝國——原諒并寬恕了自己的戰勝國，這個戰勝國還放棄了戰爭賠款和對日本的占領——過了70年，還充滿了怨婦般的憤恨？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日本人是寬宏大量的。抗日戰爭中，由於精神的轉換，中華民族已成為精神的強者和巨人，所以才寬宏大量。對待歷史的正確態度是：不能忘卻，可以寬恕。新華社記者穆青曾是八路軍120師的幹部，一次，他隨部隊攻占了日寇的一個炮樓，在炮樓角落里發現了兩個大木箱，打開後，竟是被日本鬼子剁下來的人手，有大人的，也有孩子的，滿滿兩箱子。穆青所在連的連長是個身經百戰的老紅軍，也禁不住捂住嘴蹲下身去。戰士們都哭了。國民黨遠征軍將領孫立人在緬甸作戰，俘虜了不少日本兵，部下請示他如何處理，孫立人說：“這些狗雜種，你再審一下，凡是到過中國的，一律就地槍斃。今後就這麼辦！”國民黨軍也同日本人打了不少仗，多是敗仗。但敗仗也是仗，至少是打了仗。不過在對待日本俘虜問題上，就遠比不上共產黨人了。在八路軍的隊伍里，有不少日本反戰同盟的成員，他們大多數是被俘虜的日本士兵。後來，他們當中很多人隨共產黨從東北打到海南島。在國民黨軍隊中就沒有聽過這種事。華盛頓說：“如果一個民族長久地仇恨和崇拜另一個民族而無法自拔，這個民族心理上就是奴隸之邦。”日本不對戰爭罪行道歉，繼續仇恨中國人民，它在精神上就永遠是侏儒，永遠是心理上的弱者。1973年，已經80歲的毛澤東曾評價日本：“是個沒有安全感的國家。”也許道理就在於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