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體系本身就是動態的，存在著一個不斷發展、完善和一體化的過程。國內外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世界體系的雛形初始於16世紀，其全球規模形成於其後的幾個世紀。在20世紀90年代後，他的一體化規模和力度呈超越歷史極限的發展趨勢。
（2）世界體系內大國的崛起
大國崛起的模式及行為在世界體系一體化發展的不同階段各不相同。這是因為世界系統的一體化發展關鍵性地影響著世界地緣政治的變化和大國的發展模式；而大國的發展模式及其對世界體系的適應程度又決定性地影響著他崛起的模式、步伐及崛起後的行為。
在過去幾百年間，大國的興衰與海外的資源和市場密切相關。獲取海外的資源與市場是一國得以在較短時間內構建實力和趕超他國的重要基礎，也是傳統地緣政治中大國爭鬥的主要原因和目的。在以商品經濟為重要標誌的世界體系初期發展階段，對海外市場與資源的佔有、對財富的原始積累、對大國地位的確立主要依賴於軍事手段。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探險，荷蘭的大型商船隊，英、法、德的利炮堅船都無不關乎於在世界範圍內爭奪市場與資源。在一次次大國間以軍事實力為依託的爭鬥中，世界行政版圖、資源和市場隨著王者的更替而重新劃分。在新的基礎上，某一國家的核心支配地位在一定時間內得以鞏固和延續，勢力範圍得以擴大。正是這種以軍事實力為依託，以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為特徵的國際關係和地緣政治形態構建了人們熟知的近現代國際關係理論和地緣政治學說的最根本物質基礎。
然而，世界地緣政治的運行並不是一個固態模式。早期大國間為爭奪市場與資源而進行的海外領土擴張、軍事佔領及殖民統治摧毀了歐洲之外農耕社會的壁壘，在客觀上推進了世界單一市場的建立和生產方式的變革。20世紀核心國集團間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美蘇兩大政治經濟集團之間的冷戰又以政治軍事手段進一步鏟平了世界一體化道路上的障礙。這些由核心國的行為直接影響的一體化進程都無情地深化了世界經濟結構的調整，促進了各個地區與世界體系的整合。世界體系在隨後的發展又進而改變了原先各國與之相適應的條件和國家模式，包括對市場和資源的佔有和使用的模式及規則。
我們看到在地緣政治中，世界體系一體化的每一輪重大發展之後都有一些國家崛起成為該體系的核心國；每一個核心主導國的崛起都代表了他與前期主導國不同的與世界體系相適應的聯繫方式和發展模式；而他們的崛起方式不同對世界的影響也各自不同。例如，葡萄牙和西班牙崛起的一個重要的外部因素是對海外資源的直接掠奪；英國則是擴大殖民地和帝國版圖以獲取工業化所需的原料和市場；而美國主要通過在全球推行荷蘭人創建的現代金融制度和商業交換體系達到對資源與市場的壟斷。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崛起開啟了歐洲重商主義的時代；英國的崛起在全球掀起了工業化浪潮；美國的崛起推動了世界金融資本化體系和全球跨國工商業體系，以此促進了科技和信息化的高速發展。
歷史表明，這些國家各自不同的政治經濟體制及發展模式順應世界體系一體化階段性的發展。其必然結果就是這些國家得以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完成了向各自的核心主導國位置的轉變。歷史還證明，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由於世界體系的擴張和對各地區資源和市場的整合在不斷地深化，大國崛起的步伐也在加速：英國用了200多年的時間問鼎世界霸主，而美國僅用了120年就完成了這一目標，儘管他們都沒能成為農耕時代統意義上的世界帝國。很明顯，經濟一體化的加速讓大國興衰的過程在不斷縮短；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速度越快，新興經濟體的崛起速度就越快。
不可否認，21世紀前大國的崛起與爭奪世界體系核心主導國位置的戰爭密切相關。近現代史上幾次重大戰爭的確催生了一些大國的崛起，特別是新的核心主導國的出現。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戰爭是崛起的一個重要因素，不是最終目的和必然保障。將戰爭或軍事手段視為21世紀大國崛起的先決條件或必然結果無疑是用傳統地緣政治思維解讀當代世界體系中大國行為的誤區。其實在20世紀，世界大國的崛起和戰爭之間的相關性就比較以往有很大不同。例如，英國是兩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但卻走向了衰落；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是英國的同盟而不是挑戰者，但卻最終坐上了英國全球霸主的位置。以軍事實力和掌控的全球資源而論，戰前的英國並不比美國遜色多少。但兩國間的發展模式以及對世界體系變化的適應程度則各不相同：當英國人還在從事殖民主義全球化的實踐時，美國人已經跨入進了第二次產業革命和金融資本一體化的時代。客觀公正地說，美國在上個世紀的最終崛起和他現在一國獨大的地位與其在20世紀在全球推行包括建立聯合國、關貿總協定——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調民主政治和去殖民化的努力密切相關。
儘管在歷史上，新一輪的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長足發展往往在戰爭後出現，我們發現當代世界體系的每一輪新的重大發展都對全球政治、文化、社會的多元性和民主化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例如，二戰後聯合國的建立、西方國家的去殖民化運動和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非西方傳統文明和民主政治的亞洲國家經濟的崛起、以及蘇東集團的解體都是20世紀一體化全面提速過程中的產物。這說明大國間的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曾是世界體系發展不完善的產物，而當代世界體系真正強調的是個體國家的領土與主權完整、以及社會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文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我們應當注意到，正是這些非經濟因素構成了一個“國家間總是存在領土劃分” 和日趨相互依賴的世界體系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歷史的發展表明經濟一體化曾經改變過，而且還正在改變大國發展和崛起的規則。它不僅僅持續地降低新興大國崛起的成本和加速他崛起的步伐，並且還在不斷地增大現行核心主導國試圖在體系內推行霸權主義的代價。我們必須認識到，順應世界體系的發展變化是行大國之道的重要關鍵。
中國在當代一體化世界中的崛起
中國崛起的能量積累始於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當時正值於二戰後西方去殖民化運動和世界體系邊緣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初始期。但它向世界大國崛起的實力則主要通過改革開放、與世界體系全面整合後取得的。若以1979年為時間界定，21世紀初的中國用了短短的28年走完了許多西方大國上百年的路，成為“人類有史以來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
中國的快速崛起不單純是中國政府的政策產物，他首先是世界體系發展到現階段的結果。由一體化直接或間接帶來的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使人類社會在20世紀的發展速度超越了以往任何時代；世界交換系統一體化在20世紀的最後10年至今的變化速度由於蘇東集團的解體又超越了此前的任何階段。例如， GATT/WTO締約國從1948年成立時的23個發展到2006年的150多個；1948-1995只有124個區域貿易協定，而在1995-2006的11年間就新增了130個，多於過去47年的總和；WTO成員國的貿易額在2001年已經佔到了全球貿易總額的90%以上；1980年對外貿易僅佔中國GDP 的6%，現今則佔到了40%左右，其中同WTO成員的貿易佔到了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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