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患意識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相對而言，社會越發展值得憂慮的因素可能就越多，大國在崛起過程中尤其如此。以現在的中國為例，社會不公，交通擁堵、能源短缺、環境惡化、食品安全、網絡安全等，都是近些年才在中國凸現出來的。將來隨著經濟與社會的進一步的發展，中國還不知會面對什麼樣的問題、什麼樣的危機。從某種意義上講，憂患意識是一種伴隨著社會發展的正常心態。
這種心態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如何才能讓所有的中國人都能有憂患意識。在這方面，有兩部分人最值得關注：一部分是那些連基本的生存條件都得不到滿足的人們，他們每天為衣食住行而奔波；除了憂慮自己的生存之外，很難有憂民、憂國、憂天下的意識。對於他們，首先需要解決的是能夠“居安”，然後才能指望他們“思危”。另一部分是一些“居廟堂之高”、衣食住行都無憂者的“無憂”。這些人陶醉於“鶯歌燕舞”、搞政績工程，說的都是假話、大話、空話和廢話。對於這樣的人，必須要通過民主化、法制化的機制和手段迫使他們“思危”。
第二，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所謂形象，原意是指文學作品中人物的神情面貌和性格特徵。這種神情面貌和性格特徵展現在世界這個大舞台上，就是國家形象。國家的形象如何，固然與它的經濟發達程度、在國際社會中所處的地位和在國際事務中所起的作用等等密切相關；但這些都是從國家角度、從大方面說的。如果從民眾角度、從小的方面說，國家形象也與民眾的行為密切相關。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增強，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形象日益高大起來，但它尚需進一步完美。由於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到外國去和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到中國來，這種完美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每一個中國人從每一件小事做起。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是每個中國人都應當關心、應當努力去做的事。在外國或者在外國人面前考慮自己的角色時，每個人首先應當想到自己是中國人，維護中國的形象是自己的神聖使命。民眾能做而且也必須做的往往都是些小事，但小事直接影響著中國形象這個大問題。如今，“小事”越來越成為中國發展的“大障礙”，體現在這些“小事”上的中國形象與外國形象之間的差別，也越來越凸現出來。
國民素質高低主要反映在社會公共生活的參與上面，在素質高的國家中，民眾思維慣性是從大到小，即先是某國人，然後是某省人，最後是某縣人；而素質低的國家中，人的思維慣性則相反，即先是某縣人，然後是某省人，最後才是某國人。因此，在前一類國家中，交通秩序的好壞與交通警察的數量、環境衛生的好壞與保潔人員的數量成反比，公共生活參與程度高；而在後一類國家中成正比，公共生活參與程度低。在這些方面，中國需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第三，提高文明水準。這裏所謂的文明，指的是維護公共秩序、遵紀守法和養成良好習慣意義上的文明禮貌。2006年8月，中央文明辦和國家旅遊局制訂了《提升中國公民旅遊文明素質行動計劃》。此後，全國許多地區開展“公民素質提升工程”。今年4月1日，央視一套“東方時空”專門做了“旅遊陋習你有嗎”的時空調查，具體量化了這個計劃。表面上，這個行動計劃是針對中國公民旅遊（特別是境外旅遊）時暴露出來的種種陋習或不良習慣，實際上在深層上針對的卻是公民素質與中國經濟崛起極不相適應、甚至制約中國崛起的現實。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社會在許多方面都有了長足的進步，特別是在經濟上早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可遵紀守法、擁有良好習慣意義上的文明水準似乎不升反降，人們甚至普遍感到今不如夕，其結果就是大大地削弱了中國在文化、意識形態和道德水準等方面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只有硬實力而沒有軟實力的國家是很難崛起的，用一個或幾個硬指標來衡量的短暫崛起也很難持續下去。再把話說白點，不講文明實際上意味著將中國崛起的各項指標模糊成未知數。
如何提高國人的文明水準？根據已經崛起的國家或雖然沒有“崛起”但文明水平也不低的國家的經驗，中國在操作層面上應著力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文明教育，從娃娃抓起。不能等到他們成年之後再進行文明禮貌的“再教育”，那就晚了，只能是煮“夾生飯”。對娃娃的文明教育，重點在於一般性和基礎性。所謂一般性，指的是那些凡是人（不論是哪國人）都應講的文明。所謂基礎性，指的是一個人必須應有的底線文明。比如，珍重自己和顧及與體諒別人，學會感恩和愛，培養是非感和榮辱感，服從道德規範和法律約束等等。
第二，文明教育，從富人抓起。從物質財富的創造和擁有角度說，富人在一個社會中往往是先行者，直接影響整個社會的風氣走向。西方國家能夠走到今天，原因當然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對富人的“硬約束”和“軟約束”；前者可以通過反壟斷、稅收等措施，後者恐怕就是社會對他們在節儉、向善、濟貧等方面的要求了。如果財富與文明水準成反比，當他們除了錢之什麼都沒有時，這樣的社會肯定是需要校正的“問題社會”。
第三，文明教育，從官員抓起。在民主與法制的社會裏，由於特殊的地位和影響，官員職位越高，他們的文明水準也應越高。從這個意義上說，官越大，其私人空間就越小，言談舉止多半都處於公眾的監督之下。文明絕不是只對民眾而不對官員規範，更不是官員用來“管理”、“約束”民眾或向民眾“宣講”的規範。同樣，當官員的文明水準與他們所承擔的社會角度不相稱，當他們“窮”得只剩“官位”時，這樣的社會同樣是“問題社會”。
第四，文明教育，從明星抓起。明星指的是因體育、文藝的某一方面專長而家喻戶曉的人物，深受民眾愛戴，他們的行為舉止也倍受關注。因此，他們文明水準的高低對社會的發展也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比如，名人做公益廣告和做虛假廣告就是正反兩方面的例子。
一個國家的崛起，就是同其他國家在硬實力和軟實力兩方面的競爭。比較起來，硬實力是外在的，只要一定的條件具備，在短期內佔據上風是有可能的；而軟實力是內在的，需要歷代的傳承和長期的修煉，達到較高的境界是很難的。但難歸難，中國要想真的崛起，就必須下死決心來提升自己的軟實力，別無出路。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7年6月號，總第11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