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曾在《中國評論》 2006年四月號（第100期）發表一篇題為『蛻變中的中美關係』一文，曾就美國始自學術界對中國威脅論有重大看法上的修正、以及美國政府（包括國會與行政部門）政策上的相應轉變，作了相當詳盡的分析。本文不擬重復其中所言之論點。只想介紹一項最新的發展。在我那篇文章中介紹的美國學術界各重量級人士，因有鑒於中國之興起並沒有挑戰現存國際秩序之劣績，提出了一個在國際關係理論上的新觀點。即一個新興國家的實力大幅增加之餘，並不一定就因此而具有挑戰現存國際秩序的動機與意願。他們認為中國的表現給國際關係歷史提供了一個鮮有的例外。最近，另有普林斯敦大學的伊肯貝芮教授，在動機與意願之外再提出了另一個為什麼中國的興起不會威脅到國際秩序的理由。這是因為當今國際社會制度的結構是開放的，是可以包容中國之興起的。所以崛起的中國沒有任何強烈理由要將之推翻，而另起爐灶以適應自己所需。
說得更具體一點，現今的國際制度，始自二戰結束後按照美國羅斯福總統的遠見而創立。譬如，他克服了邱吉爾的反對而將中國列為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常之一。由於他的創建而設立的國際制度有三個特徵，延襲迄今：（1）它是基於各國平等參與、反對歧視、與市場公開的幾項基本原則；（2）主導世界和平是靠一個國際共主的聯合、而非僅靠一個龐大帝國的力量； （3）國際秩序是建立在國際法則、與因法則而設立的國際組織與機構（譬如聯合國、布列屯森林系統、關稅總則/世界貿易組織等）的基礎之上。而這些組織，門戶均是開放的。再加上由於現代科技推動的國際間之相互依賴，促成了全球經濟一體化之成長。對中國來說，不但只是提供了有助中國繼續發展之前景，而且更有助於中國更深一層融入主流國際社會之中（譬如中國已是世界貿易組織WTO重要一員，即是一例）。
伊肯貝芮教授認為，中國之融入主流國際社會只有對當今世界霸主的美國只有有利而無害。所以在地緣經濟時代，世界霸主之交接，是不會發生已往的“霸主爭奪戰”的（註四），這與過去三個世紀以來的國際關係歷史絕然不同。由於各方學者在中國身上找不出要挑釁逼宮的意圖，所以影響了美國政府的觀點。連三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相當於總參謀長）佩斯將軍於去年（2007）春訪問中國之後的記者招待會上，也公開表示他看不出中國有挑釁美國的企圖。
中國再起與國際關係歷史上
首次“暴發戶”崛起有異
細觀西方（尤其是美國）叫囂中國威脅論最力者，均是僅參考知道西方國際關係歷史中的經驗。從十七世紀有（西方）國際社會開始，凡是首次『暴發戶』強權崛起時，沒有一個不是在崛起以後將其新獲得的強大國力用作對外擴充（甚至侵略）之後盾。譬如（1）繼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之後崛起的英國 （建立了日不落的殖民大帝國）；（2）1789年大革命以後的新興法國 （拿破侖戰爭禍害歐洲安全）；（3）十九世紀末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奠定了其以後向海外侵略之基礎）；（4）日爾曼民族統一以後於二十世紀初崛起的德國（發動了世界上最殘酷的兩次世界大戰）；（5）二十世紀中葉由史達林率領的蘇聯（導致世界冷戰近五十年）；（6）自二戰結束以來崛起的美國 （至今仍為一意孤行的全球霸主，隨時看住別國興起可能造成對它的威脅）。
但是中國不是第一次崛起的暴發戶，絕不能與以上六個例子相提並論。西方反主流之全球學派的文獻 （Globalist literature）， 具體顯示中國之實力在西方興起以前已是全球之冠達一千年之久，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開始轉變。西方現代之興起，一般定為開始於公元1500年。即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1492）之後,歐洲人因掘採美洲大陸的銀產而致富。以後才能“買入”當時以東方為主的市場，爾後才開始發跡 （註五）。中國在明朝 （14至17世紀）的生產總值（GNP）佔全世界的 28-30%。甚至到 1800年代 （相當於清朝嘉慶年間，即英國於印度種植的鴉片侵襲中國的前夕），中國製造業的生產仍佔全球的33%（註六）。這遠超過美國在二戰後1950年代時期佔全世界總生產總值（GGDP）28% 的記錄。
自從鴉片戰爭後，中國一落千丈，飽受帝國主義欺淩達一個半世紀之久。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再度興起，與國際社會第一次抬頭崛起的 “暴發戶”絕然不同 （註七）。何況，縱使中國第一次崛起時，中國也並未掠奪他人土地。有英國海軍史學家考證認為鄭和在1821年（即比哥倫布早71年）即已發現美洲新大陸，但鄭和並未代表中國對新大陸提出因發現而擁有主權之主張（註八）。尤其是嗣後中國在一個半世紀被帝國主義蹂躪，深知世界缺乏國際正義之伸張（聯合國憲章中唯一地方提到“國際正義”的第二條第三款，也是中國在擬定憲章時堅持加入進去的）。這一切，本人有專文論及 （註九），在此不贅。
總而言之，世界國際關係歷史，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曾經一度興起為世界之最達一千年之久、而在被打下去以後再度興起的例子。所以沒有其他先例可資借鏡，以在猜測中國在其再興之後的國際行為與表現如何。但有一點可以知道，即在中國第一次領先世界的一千年中，中國沒有像西方（以及日本）首次暴發戶所表現的惡跡。 而在它再度興起近二、三十年來，也並未有任何對外惡跡。因此，才有以上所提到的西方（尤其美國）學界與政界對中國看法的逐漸改變，而至蛻變。
地緣經濟時代中國再起的震撼、與對中美關係的影響
換言之，中國不會成為地緣政治上的一個威脅，殆難以否定。可是，在地緣經濟上，中國之再興，有其特殊意義。這對台灣未來的選擇有深遠的聯帶關係，須要加以說明。
以上，我在論及地緣經濟時代國家實力的定義時，曾包括了一個國家在全球經濟中之比重，以及在帶動全球經濟發展上能起到多少影響等等。首先，在比重上，中國在2005年已是全球第四大經濟體（按照世界銀行修正過的“購買力比率”計算方法，是第二位，僅次於美國）。2007年，中國外匯存底超過一兆（即萬億），為世界第一位；石油消耗量成為世界第二位；對外貿易金額是世界第三（在2006年已是全球第三位）。在是否能帶動全球經濟增長上，根據世界貨幣基金會（IMF）2007年七月份報告，中國已成世界經濟頭號發動機，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達四分之一。
金融界知名的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 & Co.）更預測，如果中國經濟在目前軌道上繼續成長，它將在2017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另外有較保守的估算法，是由美國華府知名的兩大研究機構聯名發表的一項報告中提出。一個是“國際經濟研究所”，另一是“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由雙方負責人四名學者執筆，其帶頭的作者列為柏革斯敦（C. Fred Bergsten）。在這個報告中，它們主張以人均GDP來計算。如果用此演算法，中國在2005年的人均GDP （$1,700 美元）僅是美國的（$42,000美元）二十五分之一。中美兩個按照它們現有增長率發展，中國的經濟總值要到2035年方能趕上美國的GDP。而按照聯合國對中美兩國人口成長的估計，到2035年時，縱使在宏觀上中國GDP趕上美國，但在人均收入上,美國仍然領先四倍。可是，如果追蹤比較，中國在30年內（2005-2035）能將人均收入從一比25的比率縮短至一與四之比，已是駭人聽聞的事情（註十）。
在這種情形下，美國與中國在很多方面有共同利益，對國際經濟的導航也有共同的責任，自不在話下。到2005年，中國已是美國第三大貿易夥伴，第二大的進口來源 （美國所有進口總額的八分之一來自中國 ）。美國也是中國第一大雙邊貿易夥伴與進口的來源，以及外來投資、科技轉移的重要來源。由於中國的龐大外匯存款中美金的比重（70%），中國無形中是美國的官方債主，名列第二 （註十一）。 藉此，長遠來說，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彼此相互依賴越深，地緣經濟的原則將愈來愈主導美中關係。相反地，屬性為地緣政治的衝突 （譬如台灣問題），發生之或然率會愈來愈減少。 2007年華府在嚴詞反斥陳水扁的“入聯公投”之時已將美國對台灣前途的底線透露無遺。美政府高級官員，兩次赤裸裸地的宣告台灣的未來，須由兩岸的“人”（people）共同解決。意即絕非如陳水扁之流所說純由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民公投就算解決。而這個觀點，可以追溯至尼克森總統與周恩來總理的一項共識。在1972年，是指台灣問題須由兩岸的“中國人”（Chinese）來共同解決，其用意是不能單由大陸片面決定。而2007年美國重提此點，用意是告訴陳水扁與其同路人，台灣的未來絕非僅由島內選民公投即可解決的。針對陳水扁的不承認他是“中國人”，所以把它改成兩岸的“人”共同解決。 這是將陳水扁一軍，因為陳水扁可以說他不是“中國人”, 但他絕不能說他“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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